澳门主权移交20年，从过往的小渔村，变成“东方拉斯维加斯”，人均GDP跃升至世界第二，澳门也连续12年“全城派钱”，但繁华背后，澳门人真的幸福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19日）抵达澳门，一下飞机，就盛赞澳门主权移交20年来的成就，让北京政府感到自豪。

习近平说：“澳门回归祖国20年，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也都感自豪。澳门未来发展未来的蓝图，需要我们共同去描绘。”

澳门2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都有哪些？

20年间实现经济奇迹 人均GDP世界第二

先来看一些经济数据，20年前，澳门的经济总量是518.7亿澳门元，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4447亿澳门元，增长7.5倍；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169亿澳门元，增长至2018年的1342亿澳门元，增长7倍；人均月收入中位数，就从1999年的4819澳门元，增长至2018年的16,000澳门元。

然而要说澳门最亮丽的成绩，当数人均GDP，从1999年的1.5万元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3万元，增长4.5倍，目前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欧洲小国卢森堡。然而相较之下，澳门只是一个土地面积33平方公里，人口总数67万的小城。

这样的成绩，无疑是一个“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蓬勃的博彩业。2002年，澳门政府开放博彩经营权，引入外资公司进入澳门发展娱乐事业，打破了以往单一营运商垄断的局面，当时适逢中国内地开放居民港澳“自由行”，带动澳门博彩业高速发展。截至去年底，澳门共有41家娱乐场，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赌业规模甚至已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博彩税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近八成。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澳门政府也不吝啬，从2008年起，澳门政府连续12年，向所有澳门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发现金分享，金额亦提升至永久居民每年一万澳门元，非永久居民6000澳门元。

但这样的“现金分享”，又是否真的能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像习近平所说的，“幸福感愈来愈强”呢？

富可敌国 新一代澳门人幸福吗？

28岁的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苏嘉豪，是澳门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2017年他参选的时候，政纲之一，就是要推动澳门 “永续发展，安居乐业”。

苏嘉豪说：“年轻人第一，在安居的问题上很困难，这个不需要多谈，没有一个安心的容身之所，其实就会连带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乐业’，如何安居乐业。”

翻查资料，澳门主权移交以后，楼价拾级而上，加上澳门开放投资移民，吸引大批中国内地买家到澳门“炒房”，同时换取澳门居民身分，澳门楼价以十年升十倍的幅度上升。虽然投资移民政策在2007年被取消，而楼价也在2014年开始见顶，但已经被抬高的楼价，却再也回不去，年轻人收入的增长，远远追不上楼价的增长。

而除了安居乐业难，苏嘉豪认为，澳门产业单一，年轻人无法从事自己对口的专业、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等，都让这一代的澳门年轻人，慢慢失去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苏嘉豪说：“很多回归后的客观发展，都会削弱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比如我们人口政策的失败、过度的发展，比如是旅游业。大家赚的钱好像多了，但生活质素好像下降了，这是很矛盾的结果。有很多外来的人口，移民又好、外劳（外地劳工）、旅客等等，都不断在冲淡本地独有的文化、历史的建筑、很多生活的方式，这些都是年轻人关心的，本地文化的保育。”

“全球第一大赌城” 花可百日红？

苏嘉豪表示，目前澳门政府就是单靠亮丽的经济数字去管治，无视其他深层次问题，但他担心，单靠博彩业支撑的澳门经济，是否可以让澳门“永续发展”。

苏嘉豪说：“这些数字有很多不确定的前景，经济周期有起伏，靠赌场（支撑经济）是否可靠？尽管近十年北京多次重复所谓『经济多元』的要求，但无论如何多元，都无法摆脱『赌场是政府老板』的现实。可以看到靠这些数字去维护著的稳定，它的脆弱程度，所以这是从数字上看到，未来有很多暗涌。”

事实上，2015年中国政府厉行打贪后，澳门的博彩收入一度连跌19个月，虽然后来止跌回升，但就为澳门经济敲响了警钟，也让社会反思博彩业过度发展带来的后遗症。

苏嘉豪说：“ 这些急速的经济发展，根本没有一个澳门人估计得到，以澳门社会的规模，其负担及制度，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的城市和制度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发展，所以衍生的问题就很多。钱多了，监管的制度追不上，可能就有很多贪污腐败，利益输送。以往葡国人也会贪，但现在贪的可能是几十倍、几百倍。”

“商人政府”利益输送 政制发展停滞不前

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锦新表示，澳门主权移交20年以来，澳门政府一直是一个“商人政府”，向商界利益倾斜，亦经常被质疑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之嫌。

观乎澳门特首的选举办法，400人的选举委员会中，有120人来自工商及金融界，而由于澳门社会一直被各种亲中社团把持，选委当中亦不乏和商界有利益关系的社团人士，因此选出的三任澳门特首，包括何厚铧、崔世安，以及新特首贺一诚，都被质疑和商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目前澳门立法会33个议席中，只有14席是由直接选举产生，剩下的19席，是间选及官委议员，直选议席不过半，令立法会的组成倾向亲政府，无法有效发挥监察政府的作用。而澳门《基本法》没有双普选承诺，亦令澳门的民主政制发展缺乏目标，停滞不前。

区锦新表示，澳门目前的房屋问题，最能体现“商人政府”倾重商界利益造成的社会问题。澳门在主权移交后，私人楼价飙升，经济房屋一直供不应求。以2013年为例，有超过四万个家庭申请经济房屋，但政府提供的单位就只有1900个，相当于22个家庭中，才有一户幸运儿，可以以低于市价置业。

区锦新说：“政府手上既有土地也有大量资源，但怎么都不愿多建经屋（经济房屋），导致很多市民非常困扰，很明显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房地产商人的利益，而导致这样的做法，就是偏重于商界。”

亲共团体渗透社会各阶层

区锦新由1989年起踏上政治生涯，1999年前曾任澳葡政府时期的市政议员，到1999年后多次连任立法会议员，一直监督政府施政。但他慨叹，1999年后，监督特区政府，比监督澳葡政府更加困难，原因是澳葡政府相对宽松，但特区政府上场后，就和在“一二三事件”后垄断民间社会的亲北京社团，组成“管治联盟”，安排社团代表进入行政会、立法会及各种政府咨询组织，并以各种基金，以公款资助社团，共同分享政治和经济利益，令亲北京力量壮大，从而对抗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以及监督社会的力量。

区锦新说：“亲北京系统垄断澳门民间社会这么多年，也令很多澳门人对北京政府比较信任。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民主派提出普选诉求的话，其实没有足够的民间力量去支持，变成有点曲高和寡的情况。”

学术自由步步受压

在教育方面，2009年中国国务院把珠海横琴岛东部一幅约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澳门政府，兴建澳门最高学府，澳门大学的新校区，并批准按澳门法律管辖。新校区在2013年正式启用，比原校大20倍。时任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张裕形容，新校园是中央送给澳门的一份厚礼。

然而第二年，澳门大学就传出打压学者的丑闻。一向敢言，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澳门大学前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仇国平，2014年被校方通知不予续约，相等于被解雇，令外界关注澳门的学术自由情况。仇国平当年曾批评政府提出的政制发展方案保守，之后被亲北京立法会议员去信校方投诉，校方召开纪律聆讯，最后指他违反大学专业操守指引。

仇国平说：“他（校方）不会说你有些什么你不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研究，但当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应该、不适当，他随时都可以介入，而这个介入可以是很强烈，因为始终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澳门的大学教授是没有终身聘用的，要解雇一个大学教授都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学教授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自我审查都是很明显的，或者制度上不能有效地保障学术自由。”

中共党员入主澳门大学

而在2017年，原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获特首崔世安委任为澳门大学校长。他是中共党员，而当时澳门大学校董会只推荐了宋永华，作为澳大新校长唯一候选人，被质疑缺乏严谨的全球公开招聘及遴选机制。

仇国平说：“在大陆找一个党员来做校长，意味著什么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似乎政治上的监控，政治上的控制，高于学术提升方面，所以有了新校园是否代表提升了学术水平呢？我倒不觉得。”

仇国平曾在2012和2013年撰写澳门人权报告，他表示现在的澳门，无论是在新闻自由，还是政治权利上，人权情况都不断变差。新闻自由上，官方对澳门传媒的操控愈来愈明显，由原来的传媒自我审查，变成官方直接下指令，更在习近平访澳前夕限制中外记者入境。全城安装“天眼”人面识别系统，监控个人私隐，法院也难再推翻警方有关公众集会的决定。

仇国平说：“前几年，澳门至少都会做个样子，去做一些政治改革的咨询，后来就（在立法会）加了两席的直选议席和两席间选议席，现在连这些门面功夫都不去做，所以在人权方面，澳门已比不上以前。”

20年过去 路该怎么走下去？

社会问题未解决，民主人权受压制，澳门的民主发展还有空间吗？区锦新表示，他们仍会努力维持澳门社会上争取双普选的声音，而方式可能是用民生议题，让民众反思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区锦新说：“政制上难以即时改变的时候，如何争取在民间社会，去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呢？例如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些民生的问题，去带动民主诉求。举个例子，为何政府手上有那么多土地，这么多资源，为何不愿意多建公共房屋呢？这个很明显，要引渡市民明白到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行政长官是普选产生而不受小圈子利益集团影响时，可能政府愿意多建公共房屋去抒缓或解决市民的需要。”

苏嘉豪就认为，澳门2014年的“反离补运动”，其实就是一次民间反抗力量的爆发，而除了这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抗争以外，其实澳门的抗争一直都没有停过。从1999年后持续多年的工人运动，到现在愈来愈多年轻人对环保、动物权益以至性别平权等议题发出呼声，虽然未必足够引起外界关注，但小城却在不知不觉间，种下反抗的种子。

苏嘉豪说：“反抗的意识是一直存在的，随著大家的教育水平高了，大家的见识多了，接收的资讯愈来愈快、愈来愈流通，这一些反抗的意识是可以传播，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们在地时，我发现很微观去看时，一直都有这些种子，下一个开花会是何时？没有人会知道，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都是来日的历史。”



转自《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