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足联的官方网站上，参加女足世界杯的运动员，都有一栏注明她们所效力的俱乐部或者大学队。也有一些人的这一栏空缺，这意味着，踢球现在并不是她们的“主业”。

加拿大队中就有六七名这样的队员，比如艾米丽和塞莱尼亚，如果不是为了踢世界杯，两人眼下应该正在温哥华的某个街头，开着自己的流动卡车贩卖甜品。

踢球、谋生、学习，在很多女足运动员的生活中，这是几项并行不悖的内容。2012年，加拿大女足夺得伦敦奥运会铜牌，声誉达到顶点。但一回国，前锋梅丽莎就赶回学校去完成学业，“总得要一项踢球之外的技能，今后也能有所依傍。”

美国女足联赛运作已经相当成功，在联盟中，一名球员的年薪从6000美元到4万美元——也就是说，一些球员的工资要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个让人有些惊讶的事实，但也是眼下女足运动职业化的现状。

多年来，国内女足的清苦似乎已经为这项运动贴上了标签。也有过女足队员“练摊”或者开网店的消息，都是为了佐证女足的不易。但是，对这项运动的热爱，其实无分国界，也不因收入的多少而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踢球的加拿大女孩始终明白“踢球不是生活的全部”，而踢球的中国女孩，要为之付出更多。

在加拿大，女足运动广泛流行于校园，再喜欢踢球的女孩也不会放弃学业。至于今后是踢球还是干别的，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在国内，一个女孩子能踢到省队已经很难，更难的是如果接着踢下去，未来的选择会愈来愈窄。

不是说女足运动员就该甘于清苦，而是这项本该属于大众参与的运动变成了几千人从事的“小众运动”，在封闭的体系内循环，又何谈拓展的空间和应有的回报?世界杯赛场上，年轻的中国女足表现出了重回一流的强烈冲劲。而要从深层次改变女足运动的境地，还得从社会化的根基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