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华

旅英华裔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武汉肺炎，于去年12月28日病逝于伦敦，消息震惊了国际乐坛。傅聪素有“钢琴诗人”的美称，他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翻译家、作家傅雷。

傅聪（1934～2020）出生于上海，自幼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份。1954年，傅聪赴波兰华沙参加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得到第三名，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音乐家。美国《时代》杂志曾评价他为“当代最伟大的华人音乐家”。

“关闭了萧邦传统的重要一页”
傅聪是一个音乐人，但中共的暴乱政治却改变了他和他家人的一生。

1958年，傅聪正在华沙学习音乐，身在中国的父亲傅雷，被随“鸣放”而来的“反右运动”打成“反动派”、“右派分子”。傅聪学成后未返国，中共对外宣布他为“叛徒”。

他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抛开我们父子的命运不说，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20年后，傅聪放不下对故乡的情感，自1979年起，他每年自费回到中国，协助音乐教育工作。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让傅聪对中共再次失望。

他指：“当日镇压示威者时，我为中国哭泣……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意，但少数黑帮分子（gangsters）仍决心执政。这帮人仍像皇帝一样，以为中国是属于他们的家天下。我现在坚信共产主义只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表现，而它更为极权、虚伪。中国领导人总爱谈论人民的利益。但这只是嘴皮说说的空话，里面充满谎言。”

傅聪一直活跃于西方音乐界，并和当代第一流的钢琴家合作。2020年12月26日，波兰萧邦协会（Fryderyk Chopin Institute）

以一张傅聪微笑，眼神锐利的黑白照片，宣布了傅聪离世的消息，震惊了国际乐坛。

波兰萧邦协会的悼文称，随著傅聪的离去，同时“关闭了萧邦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又说：“这位中国艺术菁英的一生，也代表了一整个世代中国人所经历文化革命的动荡与悲剧”。

一整个世代中国人的代表
为什么傅聪“代表了一整个世代的中国人所经历文化革命的动荡与悲剧”呢？他的父母亲在文革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傅聪的父亲傅雷（1908年～1966年），与夫人朱梅馥育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是钢琴家，傅敏是备受称道的英语教师。

傅雷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对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著名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的家信。纸笔互动，传递父母亲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

“反右运动”席卷而来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而来。当年12月23日，妈妈朱梅馥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10次，前后作了3次检讨……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7磅。……5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4磅。”

1958年4月30日下午的批判会上，傅雷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深夜，朱梅馥不见他的身影。傅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她担心，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门外站著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书斋里，夫妇俩相对无言。许久，他才开口：“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49年以后，和巴金一样，傅雷纯以稿费维生。但划右后，他已不能出书。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

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由于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导致傅聪的出走，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文革”后，周而复向傅敏述说，当年“反右”节骨眼上，一位中央领导来沪，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将傅雷加了进去。

傅雷夫妇的最后日子
傅雷给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取名“疾风迅雨楼”。在楼底南面，种植了50多种月季，他喜欢徜徉其中，静享花趣。

“1949年以后，（翻译）成为他惟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澜席卷中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

8月23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听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

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突然闯进来。傅雷曾让妻子照亮手电筒，在花园尝试嫁接月季。这成为他趁夜深人静掩埋“变天账”的“罪证”。红卫兵掘地三尺，将园中月季连根拔除。几番折腾，他们在阁楼里喜获战斗成果：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

傅敏说这两样是他姨妈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群情激昂，为自己取得的“战果”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著。

接连四天，傅雷夫妇遭受无休止的批判。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唾弃、批判。

9月2日中午，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晚饭时，朱梅馥嘱咐菊娣，明天少买点小菜。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影响别人。

卧室里，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吊在右边，朱梅馥吊在左边。房间内，“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地上遗落了烟灰。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夫妇自缢的那个夜晚，千里之外的北京，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也同样选择终结生命。他用一根绞索了结了自己55年的人生。

9月3日，傅雷的“疾风迅雨楼”贴上了法院封条。一代大师傅雷终未能逃离文革的疾风迅雨，与那个年代无数的人们一起，与园中被连根拔起的月季一起，在屈辱中凋零，留下了无限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