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译者献词》）

墓碑中的赤子
2013年10月27日，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墓碑前，傅敏一字一顿：
“爸爸妈妈，今天你们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离开了由这块土地呈现的你们无限眷恋的文化。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著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

钢琴大师傅聪眉头紧蹙，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著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江苏省南汇县人，与夫人朱梅馥育有两子傅聪、傅敏，傅聪为享誉国际的钢琴家，傅敏是备受称道的英语教师。

傅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对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

他一生翻译了34部文学著作，翻译作品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人物奋斗抗争为主，比如《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傅雷译文集》共15卷，约500万字，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其中多为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作品。有人评价：没有傅雷，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

此外，傅雷还是一位杰出的美术评论家。画家刘海粟晚年，对著弟子慨叹说，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我去德国演讲，随便跟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他一蹴写成《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

傅雷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傅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文章不仅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足见其学养精深，多艺兼通。

傅雷对其子家教极严，而又父爱至深，其家书后由傅敏整理成《傅雷家书》，此书搜录了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5月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纸笔互动，传递父母亲的谆谆教诲、款款深情。

“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正如世界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到我脱离尘世之时都将成为一个谜——一个人消灭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傅雷家书》）

反右风潮风满楼
傅雷欲死傅聪逃
1957年，“反右运动”席卷而来。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讨……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著不安，也瘦了四磅。”

1958年4月30日下午的批判会上，傅雷被“批判”之后，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深夜，朱梅馥不见他的身影。傅夫人此刻心急如焚，她深知，刚直不阿的丈夫受不了这样的冤屈。她担心，无端受戟指怒目之辱，他会拂袖而去，离开人世。很久很久，终于响起了敲门声。门外站著傅雷，疾首蹙额，怅然若失。

书斋里，夫妇俩相对无言。许久，他才开口，“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49年以后，和巴金一样，傅雷纯以稿费维生。但划右后，他已不能出书。

1958年12月，傅聪留学毕业，选择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傅聪在1980年的一篇回忆录中讲述了当时的心境：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国内参加反右整风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出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在那“阶级斗争”的岁月，由于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导致傅聪的出走，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

“文革”后，周而复向傅敏述说，当年“反右”节骨眼上，一位中央领导来沪，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填充名额，将傅雷加了进去。

文革袭来城欲摧
疾风迅雨人不归
傅雷给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取名“疾风迅雨楼”。在楼底南面，种植了50多种月季，他喜欢徜徉其中，静享花趣。

“1949年以后，（翻译）成为他唯一表达思想的方式”，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许钧说。那时，他已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精神上的幻灭也日益加重，“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多万群众和“红卫兵”代表，“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澜席卷中国。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师1,231户。

8月23日，傅雷与妻子在书房清理旧画古董。保姆菊娣在屋外听说，音乐学院可能要来砸。

8月30日下午，区房管局先来搜家。11点多，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突然闯进来。傅雷曾让妻子照亮手电筒，在花园尝试嫁接月季。这成为他趁夜深人静掩埋“变天账”的“罪证”。红卫兵掘地三尺，将园中月季连根拔除。几番折腾，他们在阁楼里喜获战斗成果：一面嵌有蒋介石头像的小镜子，一页登有宋美龄相片的褪色画报。

傅敏说这两样是他姨妈在解放前寄存在他家的东西。“别人寄存的东西，我家从来不动。”但红卫兵们群情激昂，为自己取得的“战果”欢呼雀跃。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著。

接连4天，傅雷夫妇遭受无休止的批判。9月2日，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在“打倒傅雷”的大字报的“烘托”下，人们围观、嘲弄、唾骂、批判。

9月2日中午，红卫兵们从傅家得意而去。晚饭时，朱梅馥嘱咐菊娣，明天少买点小菜。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一床用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于铁窗横框。他们事先把棉胎铺在地上，以免踢倒方凳时发出太大的声响，影响别人。

卧室里，钢窗的横档上，傅雷吊在右边，朱梅馥吊在左边。房间内，“一盏很暗的灯还亮在那里”，地上遗落了烟灰。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夫妇自缢的那个夜晚，千里之外的北京，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也同样选择终结生命。他用一根绞索了结了自己55年的人生。

没人救得了自己，中国大地，各个阶层，成千上万的人以各自的方式走向死亡之路，焚尸炉日夜不停地工作，而无论被杀的还是自杀的，骨灰都以“自绝于人民”的名义被随意抛弃。

9月3日，“疾风迅雨楼”贴上了法院封条。一代大师傅雷终未能逃离文革的疾风迅雨，与那个年代无数的人们一起，与园中被连根拔起的月季一起，在屈辱中凋零，留下了无限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