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公子

 
《繁花》是近些年红遍华语文坛的作品，在人人迷恋手机的今天，纸版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十分畅销。套用夏志清先生赞美张爱玲作品的腔调——我们的文学可以一路从《诗经》读到《金锁记》；那么，《繁花》的面世，令海派文学一时繁花似锦，人们可从《海上花》等清末小说一路读下来，读到《繁花》，百年上海，风云变幻，跌宕起伏，历历在目。
 
最难能可贵的是，《繁花》写作，语言全采用本土文言，沪语，苏白等，亲切动人，读来熨贴。完全摒弃西方文学翻译体的那一套语言，十分难得！
 
《繁花》作者本人出生于一个中共官僚家庭，金宇澄的父亲，是1940年代参加中共组织的青年学生，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特务工作，数次入狱，1950年代，因为卷入潘汉年冤案，再度入狱数年，全家人历经动荡。因为熟悉，《繁花》中，主角之一的阿宝的人生经历，以及阿宝父亲坐牢的故事，作者就格外地信手拈来。
 
大陆有许多特工电视剧，人物多是1949年以前的所谓“沦陷区”共产党特工，他们信仰共产主义，为战胜国民党，所谓的全国人民得解放，而“浴血奋战”。有的在国军内部担任要职，窃取情报，里应外合，从内部瓦解国军，再发展一个女子相爱，成为同志与夫妻，共同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故事充满大陆千家万户的屏幕。
 
据金宇澄回忆家事的文章，晚年的金父，对于这种特务题材的电视剧，毫不热衷，偶尔瞄到一二个镜头，只讥讽其道具，冷天里还穿法兰绒料子，白皮鞋？或许，1949年以后的遭际，已经令这位曾经的地下特工彻骨明白，自己年轻时候为之奋斗的，是一个反人类的虚幻乌托邦，撒旦的骗局。
 
《繁花》中，阿宝的父亲先是坐牢，全家从上海市中心的西区，一直搬到了远郊的工人新村。阿宝还有一个哥哥，当年，阿宝父亲从事特工活动时期，将阿宝哥哥寄养在了香港。虽然阿宝没有与哥哥见过面，但这么多年来兄弟俩一直保持着一种遥远而又亲切联系。
 
阿宝的家中，粉壁上挂着哥哥的照片，阿宝对哥哥的印象就停滞在照片中的样子。有意思的是，阿宝的父母很少跟这个远方的儿子联系，倒是阿宝，会与哥哥时有通信。也许对阿宝而言，远方的哥哥，以及他所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充满新奇与异样的世界。从哥哥那里，阿宝第一次听到了卡拉丝的歌剧，当然那并不真的是一场剧，而是一张唱片。卡拉丝，那是世界上最红的美声女高音。至于唱片封套上的卡拉丝的照片，令阿宝感觉与赫本神似，于是，每当阿宝听着留声机里传出的卡拉丝的花腔高音时，就会随着她的声音辗转反复，浮想联翩。
 
不过，与哥哥的通信交流，对阿宝来讲近乎是一种奢侈，甚至像偷来的，因为，如果被父亲知道，会立即招致狂风骤雨般的回应。父亲一再告诫阿宝，离他的哥哥远点，他会用撕信，罚站，咆哮等等方式告诉阿宝，与哥哥通信是一件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繁花》一书中，写到1970年代，某一天，已然成人的哥哥，带著新婚妻子，从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来寻亲，寻找自己分离多年的父母，从未谋面的弟弟。于是阿宝第一次面对面的见到了自己的哥哥和嫂嫂：


“阿宝完全呆了。两个陌生人，一个穿花衬衫的男人，一个穿花衬衫的女人，房间里一股香气。这个时代的人，眼睛看惯蓝黑灰，忽然看到花花绿绿的人，眼睛基本来不及注意面孔，所谓眼花落花，或者眼冒金星。”
 
我很喜欢这段描述，那花衬衫，是多姿多彩的世界，情感丰富的人性，斑斓明快的人生，而这一切在阿宝的眼中，就是一团花花绿绿，来不及反应，来不及适应，只觉眼前一片令人炫晕的花花绿绿——与其说那衬衫太花哨了，不如说是因为阿宝的世界沉寂的太久了，死如墓穴。接下来，作者用地道的上海话这样描述着：
 
“阿宝说，这是？花衣裳男人一把抱牢阿宝说，阿宝，我是阿哥呀，我从香港过来，昨天寻到思南路，今朝总算寻到弟弟了。阿宝心里一热。阿哥松开手，转身过来介绍，这是我老婆。小阿姨说，阿宝快叫嫂嫂。阿宝点点头。嫂嫂过来，叫一声弟弟，跟阿宝搀一搀手。”
 
站在一旁的小阿姨一边擦着眼泪，一边用上海话热闹的说开了“多少开心呀，十多年不看见，哪里认得出来。先吃点糖开水。我去买小菜。夜里好好教谈谈讲讲，天下最亲是骨肉，真是作孽。罪过呀.......”
 
然而这一场久别重逢，却并不如我们通常所以为的会有一场喜地欢天，骨肉重逢时的抱头痛哭。这是我们熟知的东方式的情感。然而，体制以及人所处的艰难处境，已经完全扼杀了那一种天伦亲情，当阿宝爸爸回来后，阿哥与嫂嫂将礼物一样样呈上：巧克力糖，两条三五香烟，几盒药，放在信封里的现金……可是，对于阔别已久的儿子，第一次见面的儿媳以及小夫妻的虚寒问暖、拳拳孝心，阿宝爸爸的反应不只是毫不领情，居然怀疑儿子是海外特务，而他的理由居然是“得不到详细情报，啥人会晓得我有胃病，我有风湿，肩胛上有老伤。”又自以为是的补充道“现在是啥形势，海外情况是啥，我全部清爽。”
 
大概是阿哥想让爸爸放心，或者是拉近自己与爸爸的距离，于是他拼命解释着自己在香港如何辛苦，如何艰难，最后的声明道“我是无产阶级”，想不到却被父亲反问了一句，“因为艰难，就去做情报”！阿宝爸爸的推断实在令人绝倒。
 
而对于阿哥与嫂嫂带来的礼物和装在信封里的现金，阿宝父亲的处置更令人叫绝，“阿宝爸爸拍一拍信封说，里面有多少。嫂嫂说，5千港纸。阿宝爸爸拉开嫂嫂皮包，拿起台子上的信封，香烟，药品等等，一样一样，全部装进去。”
 
小阿姨对阿宝父亲的不尽人情忍无可忍，气的要寻死觅活，这一闹把大家都吓住了，而只有阿宝父亲的反应，居然毫无感觉，他只顾继续将礼物和现金“一样样摆好，拉链照样拉好，拎起来，交到嫂嫂手里说，对不住，两个人，还是先回去吧。铜钿，我心领了，拿，我是一样不会拿的。讲是孝敬，也可以，讲是经费，也可以。原谅我。阿宝，陪到汽车站去。”
 
站在一旁的阿宝迟迟不动，大概是在迟疑要不要执行父亲的逐客令送阿哥走，阿宝爸爸居然上去就给了阿宝一记耳光，口里骂道“造反了对吧。死人，快一点，听到吧。”
 
文中的阿宝爸爸，从事特工，大抵这样的工作需要特殊的训练，所以，这样一个人，他的思维和习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平常人，表面现象背后，必然另有阴谋。哪怕是骨肉分离的父子再度重逢，他的本能不是天伦，而是特工特有的思维模式，认为在香港的儿子必然是个特务，被敌方派来的，而从香港带来的礼物和礼金，则成了活动经费。于是，决绝撵出家门，划清界线。
 
这是文艺作品，源于现实，并非夸张。然而，就是这平淡叙述里，令读者惊心动魄。在无止境的人与人的斗争之中，人人之间已然沦落到怎样的一种残酷，毫无趣味，丧失基本天伦的境地。这样的故事，当然不止是《繁花》里才有，是千家万户，无尽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