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经历10年，全国上下陷入疯狂状态。（Getty Images）

关于文革时集会的盛大场景，七零后之后的人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因为那些影像资料开始成为官方的禁忌内容，他们希望从国人的记忆中抹去这一段历史。但从另一个民族坦诚公开的忏悔性记忆中，你可以几乎不走样的看到极权主义下全体人民如何癫狂的场面，那就是德意志民族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广场狂欢。

德国人对集体主义的忏悔

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就是纳粹女导演雷芬斯塔尔的一次天才展示，使极权主义暴力美学有了一种震慑万众的崇高感和活力四射的征服魅力。那些对极权的本质没有真正认识的年轻人，非常容易被它那牺牲个体自由，实现伟大理想的口号所蛊惑。


纳粹宣传片《意志的胜利》。（网络图片）

传说电影学院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说，它的感染力太强大了，老师们担心他们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一群纳粹。而当我在影片中看到那欢呼的人群、行进的队列、旗帜的海洋时，我会产生强烈的似曾相识感，和一种对人类宿命产生的深深悲凉感，这种感觉在我访问柏林的纳粹焚书广场时，也曾袭上过心头。

那广场地面镶嵌的纪念铜铭牌上，铸上了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那句著名的预言：这只是一个前奏。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

在瑞典一次与朋友沃尔夫聊天，我问他：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的举手礼：嗨，希特勒！是不是希特勒万岁的意思？这位戏称自己叫老狼的朋友突然严肃起来：其实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通过希特勒得到拯救（salvation through Hitler）。也就是将希特勒赋予了神格，承认他将成为统治世界的至尊神灵，对他无条件膜拜和服从。

老狼说，甚么时候一个近现代民族出现了这样的领袖，这个民族就处在极大的险境中了。我默然，脑海中出现了大跃进和文革的场面。如果说大跃进的喧嚣场景我还未亲历过的话，那么文革的暴烈场景，已经在我幼年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文革：疯狂的蚂蚁群

记忆中的文革第一次盛大游行，是夜晚被母亲牵着手随人群队列去一个大会场，因为母亲的归侨身分，我们只能单独在队列外走，好在那时除此之外还没有甚么其他歧视，母亲还边走边和队列中的同事聊著天。

会场里的人群像涌动的海洋，人们不时在高音喇叭里一个尖利嘶叫女声的引导下，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某人万岁吼声。我在大人们黑黢黢的身影里，只能看到灯光明灭的夜空，和不时掠过的众多旗帜。

作为个体的人类，此刻已经不复存在，疯狂的人们更像一群陷入病态行为的行军蚁，在那只领头蚁发出错乱的信息素后，簇集成一个巨大的蚂蚁死亡漩涡，在不停的转圈中开始进入死循环，如果这个循环不被打破的话，它们永远都将无法逃离，直至全体死亡。

当美国生物学家Schneirla发现这一现象时，他感到惊奇不已。问题是，当你知道希特勒德国、文革中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以后，你还认为我们人类就一定比蚂蚁更聪明吗？

狂整女医生
那次聚会之后，暴力开始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弥漫。一天母亲带着我走在大街上，遇到一辆派性斗争的卡车上架著一挺机枪，那个机枪手从车顶向车前的地面上不时的进行点射。地面溅起阵阵火星，人们四散奔逃，母亲赶紧拉我在一个转角处贴墙而立，直到那辆车开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开枪。

而在医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夜，那位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手枪，在会后被他的人簇拥著走到会场外的花园中，开始朝夜空疯狂开枪，一群比我大的男孩在他脚下发了疯地抢夺子弹壳。那些人在伟大领袖的教唆下，开始眼睛血红的寻找他们的暴力牺牲品了。

第一个牺牲品，是妇产科的一位女大夫，约莫四十多岁，很有教养很温和的一位独身女人。听说她在解放前是这家医院老板的情人，四九年老板跑到台湾去了，她却留了下来继续当医生，她技术好，人缘口碑都不错，见到我们小孩子都要笑眯眯的问个好。


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无辜受害。（网络图片）

我跟着大人去礼堂看对她的批斗会时，发现还穿着白大褂的她被高高吊起在屋梁下，长发垂面，已经被打的没有动静了。

听说她当晚吊在半空没人管，绳索断了，昏迷中的她头面触地，门牙都磕掉了一排。以后见到她都是在医院里扫厕所马路，还穿着白大褂，却是又破又脏的。那时听伟大领袖号召，兴起让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护士甚至护工当医生的潮流。

一天有个孕妇难产，半天都接生不下来，急的都要哭出来的护士们，只好悄悄去请那位正在扫街的女医生偷偷进产房接生，才救下了那对母子性命。她也还算幸运，活过了文革。

木匠之死
第二个牺牲品，是医院木工房的彭姓木匠，人超好，我们小孩子去木工房玩的时候，他总是对我们和颜悦色的，有时还耐心给我们演示木工基本操作，不像别人，他就没把我们这些小家伙当作过麻烦。

这人较胖，面团团像个笑眯眯的弥勒佛，一次他转过身走去拿甚么工具，两个比我大的男孩指着他扭啊扭的大屁股，开始彼此挤眉弄眼，说他从后面看活像个女人。

文革来了，他因为是大地主的后代，第二个被医院革命群众组织抓起来暴打。那晚，我在迷糊中被全宿舍楼的一阵喧哗声吵醒，大人们被告知：那木匠熬不过打，从关他的屋子里跑了。于是众人分头去各处找，一个人去医院的一口井里用钩子捞，捞出了甚么用电筒一照，是一只脚，于是大叫跑开。众人赶来，七手八脚捞出那个井中的沉重身体，一看正是木匠。等我跑去井边，挤在人缝里看去时，只见到从卷席中露出的一双脚，蜡黄蜡黄的。

有了彭木匠的被虐自杀，那些人好像不敢再往死里毒打，他们继续找出来的群众专政对象了。这时我父亲和另外三位同事成为了管制对象，他的罪名，除了上一辈家庭出身工商业主外，主要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也就是只重专业，政治自甘落后。


文革时期盛行鸡血疗法。（网络图片）

鸡血上身 全民疯狂
这倒不假，我记得一次在书桌上翻看他们医专的一本校刊，居然发现里面大约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有他的署名。有人揭发他曾经用《红旗》杂志做掩护，在开会时偷偷读专业杂志。

他被关在医专的一间房子里，几天几夜不让睡觉，逼着让交代个人问题。他绞尽脑汁，将几乎所有的工作与生活琐事都交代了个遍，但还是过不了关，人都快被逼疯了，哀求之下，那些人最后才提示：某月某日，你提着一只鸡到被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中，甚么动机？是不是去慰问反革命家属？我父亲才如梦方觉，连忙解释了这件公案的来龙去脉。

中国大陆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期间，流行过一种现在听起来很疯狂的保健方法，叫鸡血疗法，就是抽出新鲜的公鸡血，注射到人体内。当时据说这种方法对多种疾病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在政府发文推行下，一时间，各个城镇有病无病的人们，纷纷拎着大公鸡去医院排起长队打鸡血，各医院、门诊注射室皆是满目鸡屎，一地鸡毛。

这鸡血疗法的缘起，民间传说有三个版本，其一，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其二，在台湾的老蒋该死，他却老是死不了，原来就靠打鸡血活着；其三，文革中某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其被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

文革中国人的疯狂，是否与他们将公鸡这种食肉恐龙后代的血打到身上有关，还不好说。不过那时国人的幸福感却真的是爆了表，鸡血打得人人红光满面，精神饱满，再加上人手一本的精神鸡血——红宝书，那份巨大的幸福感，你现在只能从我们的北朝鲜邻居身上去发现了。

我父母当然也未能免俗，他们买来一只小公鸡，开始在家给自己打起鸡血。打着打着，小公鸡开始天不亮就打鸣了，这让他们睡眠不足，成天昏头昏脑的，影响了工作。想去杀了这只鸡炖了吃吧，可笑这两位平日无论在活人死人身上都敢动刀，却不忍心杀了这朝夕相伴的小生灵。

正在发著愁，那位被枪毙了的毕老师的太太，微生物教研室的姚念劬老师，知道了他们的烦恼，就自告奋勇说帮忙把牠卖掉吧。这才有了告密者看到的一幕：我那白专典型的书呆子父亲提拉着一只公鸡，兴冲冲地登门拜访了反革命家属。我父亲最后交代，那只鸡被姚老师帮忙在市场上卖了一块九毛。那位反革命的遗孀和她的四个孩子，不久后在全国开始的一场从城市清除四类分子的大规模政府行动里，被驱赶到偏僻的农村，自生自灭去了。

深夜的痛苦灵魂
父亲终于从被关押的地方放了回来，人消瘦了，精神却还不错。他告诉母亲，放出来的原因倒不是交代清楚了那只鸡的故事，而是他们找到了更大的猎物，标本室李姓技术员，外调人员发现他在解放前当过几天民国的代理乡长。这让父亲和另外三位管制对象喜出望外，有逃出生天之感，终于可以不折腾他们了。

接下来是对那位可怜的老技术员的无情折磨，那些迫害者就像猫戏老鼠一样，把这个伟大领袖用阶级斗争理论定性的敌人折磨得身心崩溃，直到他大口吐血，那是他的老胃溃疡出现了大出血。在手术台上，医生告诉迫害者们：除非输血，否则这人必死无疑。工宣队那些人义正辞严的告诉医生：无产阶级的血，一滴也不能输给阶级敌人！不忍心看着他死去的医生，只得继续抢救下去，直到临近午夜，那张已经极度苍白的脸，呼出了最后一口气，他的表情也从痛苦归于平静。

我此生难以释怀的一幕，是那人在死前不久的一次批斗会后，拖着步子回家的情形，他头发长而散乱，面如死灰，整个人就像包裹在灰蓝中山装下的一具行尸走肉。在慢慢走过我们一群小孩时，有大一点的小孩朝他吐唾沫，然后向他的后背扔土疙瘩，然后，小小孩们也开始跟着扔。

他没有回头，继续缓缓走着，背上响着土块打中的噗噗声，其中也有我扔中的小土块。多年以后，那个孤独的背影，和他被击中的噗噗声，开始常常在我夜深独醒之际，出现和回荡在我的内心，让我的灵魂痛苦莫名。


（文章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