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网络图片）

编按：本文作者黄启臣教授长期服务于广州中山大学，不仅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地缘之亲及师生之谊，且以黄教授卓越的历史研究背景来谈陈寅恪更形深入。本期特刊黄教授大作以飨读者。

蜚声国内外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1925～1947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与梁启超、王国维和于右任齐名的四大导师。1948年南下广州，受聘担任岭南大学教授。中共于1952年对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民国时期13所基督教大学之一的岭南大学被取消，主体并入中山大学并以原岭南大学校址为校址。陈寅恪随之受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此一直工作至1969年逝世，享年79岁。

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

1952～1964年，中山大学有三个一级教授，数学系的姜立夫、历史系的陈寅恪和陈序经。今天的中山大学文科再没有一级教授（全国各大学也没有）。

197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结束，自1980年代起，中国史学界等掀起陈寅恪热，各大学和各学术机构不断召开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出版社争相出版和再版陈寅恪的著作；研究陈寅恪的各科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作为陈寅恪教授工作过的中山大学当然不甘示弱。

首先在图书馆内设立一个「陈寅恪教授纪念室」陈列他的珍贵藏书，并铸造一尊半身铜像置于门前，又在陈寅恪故居东南区1号的草坪路旁竖立一个红石柱，刻个陈寅恪生平。接着是历史系铸造一尊大一点的陈寅恪半身铜像，置于永芳堂办公室一楼大堂门口处。

近年，学校又在陈寅恪故居一楼北草坪处，铸造一尊坐藤椅式的全身大铜像，同时对外开放陈寅恪故居，供中外人士参观。

学校的这些举措，我猜想主旨不外是两个：一是纪念和充分肯定陈寅恪的高深学术地位；二是让一代代莘莘学子向陈寅恪教授学习，从而成长为一代代新人。

但是，就本人1957～1968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及研究生，以后在校工作几十年长时间对陈寅恪教授的感性了解，和读过他的一部分著作的粗浅认识，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以至下一代的历史学或其他人文科学的学者，是无法学得到陈寅恪教授的渊博、高深学问和他研究的精神的。

因为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陈寅恪著作（网络图片）

请看下面的四个无法学得到的事实。

陈寅恪惊人的记忆力

第一个无法学得到，是他惊人超强的记忆力。

陈老师的惊人超强记忆力是天赋的、娘生的。我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期在校园内经常听闻他的惊人记忆力，说他虽然双目失明多年，但他以前读过的史书资料，哪一段、哪一句出自哪一部（本）书的第几页，记得一清二楚。

他就凭此指导助手黄萱先生为他蒐集相关资料，然后口授指导黄萱撰写论文和专著。

特别是自1958年起，他凭惊人的记忆力又指导黄萱，历数年功夫，最后写成《柳如是别传》这部80多万字的巨著。该书出版后，被中外史学家评价为不朽著作。你说，当代或者下一代人，有哪一位双目失明二十多年的七旬老翁，可以撰写出这样的巨著。我敢答曰：无。

陈寅恪通晓多国今古语文

      陈寅恪故居。（网络图片）

第二个无法学得到，是他通晓多种外国今古语言文字。

与惊人超强记忆力相关，他出国读书时学习外国今古语言文字，学一种牢记一种，掌握一种、通晓一种。1904年，他去日本留学，通晓了日本语。1910年始，他先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四年，学会了德语和法语。

1918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除了英文外，还学会了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他转回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还学会了阅读蒙古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藏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等14种古文字，尤精于梵文和巴利文。

恕我孤陋寡闻，在上世纪，中国懂梵文的学者已经寥寥无几，到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者，根本无一人学过梵文。至于甚么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等中亚古文字，更无人识得了。

陈寅恪就凭此蒐集中亚国家的古文字历史资料，结合中文资料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撰写有关论文和专著，得心应手，见解独具深邃。这一条，当今有那位历史学家学得到。我答曰：无。

陈寅恪坚持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第三个无法学得到，是他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如何研究历史？怎样做学问？陈寅恪在1929年6月为王国维所写纪念碑文时就提出，做学问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1953年，他对研究生汪籛说：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是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
「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

陈寅恪坚持要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做学问，最集中突显在他于1953年给中国科学院任命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长的答复信上。

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远古史研究所、中古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并任命郭沫若、陈寅恪和范文澜分别担任所长。委任状发出，在北京的郭沫若和范文澜马上赴任工作，在广州的陈寅恪未能按时到任。

于是中国科学院写一信连同委任状，请曾是陈寅恪的研究生、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籛，亲往中山大学面交陈寅恪。

陈寅恪听读了信之后，请其夫人唐篑执笔代谢答复，提出两个条件：

1.允准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2.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

当时，黄萱及中文系冼玉清教授，劝说陈寅恪教授不必这样答复。但陈却对他们说：

「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20馀年而不变。」

汪籛将恩师的答复信带回中国科学院，后无下文。此事不了了之。

读者请看，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的历史学家、学者，有谁能学得到陈寅恪如此终生坚持以「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做学问。我答曰：更无。

陈寅恪无学位和专著却当教授

第四个无法学得到，是他没有学位和专著可当教授。

1925年，陈寅恪数度出国留学17年回到北京。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主任吴密向校长推荐聘请陈寅恪。校长问吴密：陈是甚么学位？吴答：无学位；那他有甚么著作，吴又答：无著作，有几篇论文。于是校长为难地说：那怎么个聘法？吴密无语。

后吴密去找梁启超出面。梁启超找校长说：陈寅恪是没有学位和专著，但他的几篇论文水平，比起我梁某的等身著作还要高，你就「不拘一格降人才」聘他好了。于是校长批准吴密聘请陈寅恪为教授兼研究生导师。

时下或今后，有那位出国留学的历史以至文科的学生，即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也没有著作，一回国就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兼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我斗胆敢说：无。

以上就是我们无法学得到陈寅恪教授的四个方面。既然无法学得到他的四条，那么他研究历史的渊博、高深学问自然也无法学得到了。

末了。我在此要交代一下「我们无法学得到陈寅恪的学问和精神」这题目的来历。

本文题目之因缘

1996年，我到澳门参加「澳门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大家敬仰的国学大师季羨林、任继愈教授也来了，而且刚好住在我的隔壁房。

季老，我是早认识了；任继愈教授，由于他是哲学史教授，以前从未在一起开过会，此次才谋面。有一天晚上，会议没有安排节目，我就到隔壁房找季老闲谈请教。谈话间，因为陈寅恪教授在中山大学工作十七年，自然谈到他。季老先是谦虚说：你我都是陈寅恪的学生，我们话题自然多了。

我说：季老，按理你不应是他的学生呀。你也是在德国留学回来的。季老说：我比他小22岁，我回国时，陈已经是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了，而且是最年轻的导师。当时我不是在清华教书，所以我们知道他何时上课，我和冯友兰、朱自清等就从北大跑过去旁听。

季老说：陈先生精通梵文，我在德国也学过，所以经常请教于他。这样久而久之，不就是他的学生了吗。后我说：说来惭愧，我在中大读了11年书，同陈老师一个系，当然是师生。但陈老师自1957年起就不开课了，所以我从未听过他讲课。就是说：他从未教过我。现在我根本不敢说自己是陈老师的学生。如果硬要说是他的学生，那就是名义上和辈份上的了。

后来谈到现在史学界如何向陈寅恪教授学习问题。季老倒是严肃起来说：

「现在大家都说向陈寅恪学习，但就我跟他认识交往10多年和听过他上课以及读过他的著作而说，我门根本无法学得到他那些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因为他的学问实在太深奥了，而且涉及历史学、语言学、诗词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校勘学等领域；他做学问的精神实在太独特了。」

于是我说：我完全同意季老的说法。我读过陈老师的《元白诗笺証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柳如是别传》，我是硬著头皮读完，但完全读不懂。后来，我索性不敢再读他的其它著作了，反正读不懂。至于他做学问的精神，我（包括其他人）根本不能学。

光阴荏苒。我和季老当年的聊天，至今又过去20年了。现在想起来，我就借季老「无法学得到他那些学问和做学问的精神」这句话作为题目，写下这篇短文，作为敬仰和崇拜陈寅恪教授的一个意见，以求正于方家。

本文作者简介：黄启臣，1938年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以出版专著《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明清广东商人》、《澳门通史》、《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等27部；发表论文《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等2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