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干事就需要人才，没有人才不行，但有时人才太多也会带来问题，如果领头的人驾驭得不好，加上人才自身存在的问题，人才虽多，优势却未必能发挥出来，反而容易产生内耗。
韩馥手下的人才不可谓不多，文有田丰、沮授、郭图、荀谌、辛评，武有麹义、颜良、文丑、张郃、耿武、闵纯等，但他一样败得很惨，顷刻之间权力土崩瓦解，最后连命都保不住。还有袁绍，接收了韩馥的人才集团，又有逢纪、许攸、审配、高干、淳于琼这些旧部，一时间人才济济，荀彧、郭嘉在袁绍阵营里都排不上号，只得另谋发展。然而，袁绍一旦开始败亡挡都挡不住。
人才资源的丰富没有促成韩馥和袁绍这两个集团夺取最后的，给韩馥添麻烦的是他手下头号大将麹义，在他最危难的关头动摇他信心的又是他深为信赖的部下荀谌、郭图等人。袁绍手下的人才更多，但是如前所述，他们人心严重不齐，文武之间、文士之间、上下级之间矛盾重重，分化成不同阵营，斗得死去活来。袁绍生前驾驭起来已经很勉强，他死后局面更加失控，没等敌人动手，自己人先你死我活地打了起来。袁绍集团与其说是被曹操打跨的，不如说是被自己手下这些人才打跨的。能人不好驾驭，但是不用他们而靠着“庸儿”起家也不是办法，公孙瓒失败的例子就在眼前。能人必须用，如何用好是关键。
一个强人的身后往往会出现一个弱势领导，刘表之后的刘琮，刘焉之后的刘璋，刘备之后的刘禅，以及孙权之后的孙休、孙亮等，都是这种情况。相比较而言，曹操在这方面似乎高出一筹，他生前对人才的驾驭可谓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这种优势有一部分延续到了曹操的身后，在他留给曹丕的政治遗产里，最重要的无疑是一支素质较高、团结得较好的人才团队，与袁绍等人身后能人纷争四起不同，曹操身后的人才团队依然保持了团结和强大，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曹操在驾驭人才方面有高超的技巧。
在驭人方面，曹操注意对手下那些特别突出的人才给予适当的压制，避免“一股独大”。
曹操阵营里没有产生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不是曹操手下的人才不具备诸葛亮的素质，而是曹操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在曹操事业的开创阶段，荀彧的能力、作用和影响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曹操对他的依赖也最重。
后来，程昱、郭嘉、荀攸、董昭等人加入进来，曹操用人的余地更大了，尤其在军前出谋划策方面，郭嘉逐渐取代荀彧成为“谋主”。曹操把献帝迁往许县后，任命荀彧为朝廷的尚书令，这个职务很显赫，以前往往是朝廷重臣或者外戚来担任，让荀彧担任这样的职务可以表示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做出贡献的肯定。但这个职务的品秩并不高，只有一千石，勉强算是“副部级”，荀彧干了一件“权重位低”的差事，而且从此渐渐从曹操核心决策层淡出。
其后郭嘉在曹操阵营里的地位迅速上升，但是论职务也只是曹操身边的助手，而且死得较早。董昭、贾诩、荀攸等人虽然个人天赋都极高，但他们力量很均衡，为人又很谨慎内敛，都不具备独撑大梁的内外部条件。至于武将方面，曹操手下虽然战将云集，其中不乏顶级战将，但曹操亲自统兵的习惯一直坚持到死，他相当于总司令，手下这些战将分别是兵团司令、军长，军权高度统一在自己手中。
同时，曹操也很注意团队的凝聚力，努力使部下们搞好团结，避免内耗。部下之间出现矛盾在所难免，遇到这种情况，曹操总是想办法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它。
前面讲到陈群曾告郭嘉的状，曹操既肯定了陈群实事求是，又为郭嘉进行了必要保护，不让他们的矛盾升级。曹操手下的徐宣和陈矫是广陵郡老乡，但二人关系恶劣，一见面就吵架。陈矫本姓刘，他舅舅家姓陈，他出嗣到舅舅家改姓了陈，后来又娶了刘氏姑娘，按照风俗本族人不能通婚，这一点被徐宣抓住了把柄，“每非之”，经常拿这个说事。为了避免两位部下矛盾升级，曹操专门下了一道命令，其中说道：“丧乱已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这一道命令由徐宣、陈矫之事引起，但说的不仅仅是他们二人的事，曹操明确告诉大家以前的是非都不要再提了，谁提治谁的罪。
对一个组织来说团队精神很重要，团队精神的核心是搞好团结，团结搞不好，就会产生内耗。对组织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团队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团队不存在了，个人利益也无从谈起，韩馥、袁绍集团灭亡后，他们的旧部死的死、散的散，自食内耗的苦果。
事实证明，团结起来才能干事业，团结一心才能干成事业，始终保持团结才能干成大事业。只有团结才能出战斗力，只有团结才能出人才，热衷于内耗的人都不会落下好结束，到头来两败俱伤。
搞好团结需要组织里的每一个人都树立宽广的胸怀，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多看别人的长处，多想别人的难处，少记个人恩怨。要心胸开阔，容得下人、容得下事、容得下话。协调稳定的局面需要各方面共同维护，要树立大局观，想问题、出主意、办事情的时候，要从全局出发，不能脱离全局想一些不切实际的问题、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主意、做一些有碍全局的事情。
更关键的是，组织的领导者要带好队伍、掌好舵，一旦发现出现不团结的苗头，要立即干预，把矛盾消灭在萌牙状态，引导团队向正确的方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