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敬认真研究，制造了新的简仪、高表、候极仪、立运仪等仪器。图/志清(大纪元)

郭守敬(1231~1316)是元代的大科学家、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他为国为民创造的财富，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蒙古忽必烈大汗中统三年(1263年，当时还没有确定国号为元，也没有称皇帝，定国号称皇帝是1271年的事。忽必烈就是后世所说的元世祖)王府书记张文廉，向忽必烈推荐说：“我有个学生郭守敬，精通水利，巧思绝人。”大汗忽必烈听后，急着说：“那就让他来见见朕吧！”

见了大汗忽必烈，郭守敬首先提出了几个建议，他说：“中都(在今北京城西南角)东边有古运河。如果在通州把玉泉水引到古运河中，古运河就可以行船，每年可以节省车费六万缗。浮鸡甸等处水浅风大，可以在通州以南蔺榆河口，开一条渠，一直通到古运河中，就可以避开这一险段。”他这里说的一些小地名，都在北京附近，具体地点，现在已经不好考证了。

忽必烈听了郭守敬的这一段话，高兴地说：“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像这个年轻人这样，百姓就不必素餐了！”“不素餐”就是吃的丰盛一些，有肉吃。

可是郭守敬并没有说完，他又接着说道：“顺德城外有一股泉水，叫达泉，可以把泉水引入城内，分成三条渠，用以灌溉城东的土地。”

忽必烈再次感叹道：“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郭守敬一口气提出六个建议。包括开通顺德附近黄河故道，不但可以行船，还可以复垦土地一千三百余顷；在磁州附近开渠可灌田三千余顷；在怀孟(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利用沁河余水，可灌田二千余顷；在孟州(今河南省孟县)附近的黄河上修条支渠，又可灌田两千余顷，等等。古今河道也有一定的变化，所以有些河流的具体走向，现在也不太容易说清楚。郭守敬每提完一个建议，忽必烈就重复一句：“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

忽必烈很赏识郭守敬，授与他提举诸路河渠这一职务，就是负责水利的官员。第二年又加授银符副河渠使。

中兴府(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一带)是原来西夏国的领地，现在我们把那里称为河套地区。在元朝时期，那里就有不少古渠，一条叫唐来渠，四百里长；另一条叫汉延渠，二百五十里长。在中兴州以外，还有十条正渠，各长二百里；长短不等的大小支渠六十八条。这些渠共可灌田九万余顷。可是，由于金末以来的战乱，这些河渠，失于修整和养护，到了元朝初年，这些渠已经都淤积废坏了。

至元元年(1264)，郭守敬跟随张文廉来到这里。他率领民工修坝筑堤，疏通河道，把这些河渠全部修复了。

第二年，郭守敬被授为都水少监。他提议修整兀郎海一带的古渠，从而使黄河自中兴至东胜(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的一段可以通航，四昼夜就可以到达。

他还指出，金代从燕京(今北京)西面的麻峪村，引泸沟河水向东流，穿过西山而出，叫作金口。河水从金口向东流，灌溉了大量土地。金末战争开始以来，当地官吏担心河渠失修，用大石头把金口给堵死了。如果把这些石头通开，一方面可以恢复灌溉之利，又可以通航；如果能在金口开一个减水口，让渠道加深加宽，就可以防止洪水为害。他的这些建议，都被忽必烈接受了。

至元十三年，元朝已经建立，南宋的大部分土地已被元军占领，元朝统治者取得整个天下，已成定局。那时用的历法叫“大明历”，从宋朝开始实行，已经二百多年了，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人建议修订历法。世宗忽必烈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派人进行这一工作。郭守敬与王恂，负责地面的实测工作。郭守敬说，要想让历法准确，关键是测量；而测量是否准确，关键是仪器是否精确。现在用的司天仪、浑仪是宋朝时候在首都汴京造的，但现在首都在燕京，纬度大约要差四度。其他仪器也存在老化、落后的问题。因此，他认真地研究了这些仪器的优缺点，在高处建起了一个大房子，在里面制造了新的简仪、高表、候极仪、立运仪等仪器。

他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在同一个节气，测量日影的长度。因为各地的纬度不同，在同一节气的日影长度也是不同的。而纬度的不同，对预报日蚀、月蚀，确定节气，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气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依据，所以这一工作对农业生产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以前唐代的僧一行，曾在全国选了十三个点进行测量。现在元朝的疆域比唐朝还要广大，因此选了二十七个点，最东到高丽，最西到云南滇池，最南到朱崖(今海南省琼山县)，最北到铁勒(在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北)。这是世界史上很有名的一次天文测量。

第二年，新历编成了。经过四年的检验，没有出现差错。

至元二十八年，有人给世祖忽必烈上书说，滦河可以通航，从永平(今河北省卢龙县)用人拉纤而上，可以过山到达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还有人说：泸沟河可以从麻峪(在今北京西山)航行到寻麻森(今地不详)。忽必烈让郭守敬去看看。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山地，河水流急滩险，不适宜航行。郭守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但同时又提出了几项新的建议。主要的一项是：在北京开一条新渠，引白浮泉水入渠，流入城内，在积水潭汇流，然后向东向南出城。沿河修七道水闸，控制水量，一直可以通到通州。这条渠修成后，要比旧的运河方便得多。世祖又采纳了他的建议。河修成后，有一次世祖从外地回到大都，经过积水潭的时候，见渠中大小船只遮蔽水面，十分壮观，又想到新渠修成后，每年可运粮数千万石，还防止了过去靠车马运输造成的损失和事故，心里特别高兴，便决定给这条渠赐名为通惠河，还赏给郭守敬二千五百贯现钞。

至元三十一年，刚继位为帝的成宗铁木耳，召集群臣，商议开铁幡竿渠的事。郭守敬说：根据山水最大的流量计算，这条渠应该挖成五十步到七十步宽。可是当时财政不宽裕，人们认为郭守敬这个方案有点过分，成宗决定只修成郭守敬建议的三分之二那么宽。不料第二年下大雨的时候，河床不够宽，冲毁不少民房，差一点就把皇帝的行宫给淹了。成宗惭愧地对大臣们说：“郭太史真神人也！惜其言未用耳。”

郭守敬根据自己治水和修订历法的实践，完成大量著作，如《五量细行考》《新测无名诸星》等，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科学财富。(据《元史‧郭守敬传》《元史‧河渠志》《元史‧天文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