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大量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迫害，逃离家园，四处要求避难。当时，欧洲战事紧张，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无力接纳犹太难民，却有一位不为人知的中国外交官，对犹太人发出大量的签证，拯救他们于虎口之中。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港口城市，有很多犹太人乘坐意大利邮轮到达上海。各国租界都不愿接纳犹太人，虹口是公共租界，不受各方干涉，因此最终成为数万犹太人的聚居地和“避风港”。

当时的上海，沙逊、哈同、嘉道理等犹太家族都是声名显赫的大富商，他们积极救援，给予犹太同胞大量的经济资助。他们在虹口开设了咖啡吧、杂货铺和小商店，也在中国结婚生子，繁衍后代。

看到犹太人的逃亡历程和逃亡中所接受的帮助，不免让人想起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著名影片《太阳帝国》和《辛德勒的名单》。其实，中国也有“辛德勒”。

何凤山荣获以色列国际“义人奖”
1938年3月，希特勒的军队吞并了奥地利，开始大肆迫害、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四处寻找逃出欧洲的途径。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冒着失去生命和工作的危险，毅然向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发放了签证，帮助他们顺利逃往世界各地。这名年轻的总领事便是何凤山，当时只有37岁。

那时候，奥地利的犹太人口在欧洲居第三位，而且90%居住在首都维也纳。

纳粹大屠杀开始时，奥地利犹太人陷入独立无援的困难境地，除非他们得到一个逃往欧洲以外的国家的签证，否则难保不落入纳粹的魔掌。就在这个时候，何凤山向犹太人伸出了无私的双手，他发放的签证被犹太人称为“生命的签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像何凤山这样暗中帮助犹太人的无名英雄并不少见，但欧洲历史学家认为，单就个人行为而言，何凤山救助的欧洲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救的都多。何凤山的义举被披露后，以色列人特别感动，2001年1月，以色列政府授予何凤山国际“义人奖”，这个奖是以色列授予非犹太人的最高荣誉。

以色列颁授义人奖的其中两个标准是，其人必须是确实冒险帮助犹太人，而又未曾收受金钱报酬。在这方面，外交官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所以帮助犹太人而遇到的危险相对而言要小一些，但如果能确定他们的行为是违反其政府的训令以致可能危及他们的事业前途时则符合标准。

何凤山救助犹太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何凤山在1938年5月到1940年5月担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期间救助犹太人，的确是一种高尚的个人行为。

关于这段历史，何凤山在回忆录《我的四十年外交生涯》中写道：“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便变本加厉，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

犹太幸存者追忆救命恩人
很多犹太人在何凤山的帮助下从意大利乘船或通过陆路由苏联顺利抵达中国上海，当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菲律宾或者其他国家。例如，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兼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副主席辛格的父亲当时便逃到了古巴。

目前定居以色列的塞丽维娅‧多伦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何凤山的。1938年3月11日，他和何凤山都目睹了希特勒的军队进入维也纳城的情景，也亲眼看到了纳粹是如何毒打居住在这座城市里的犹太人的。

多伦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的身分，只要他还住在我们家里，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后，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坐，看一看。”

后来，多伦的弟弟被捕，并被带到另一座城市。庆幸的是，他手里握著何凤山给他办理的中国领事馆签证，他才得以获释。多伦和弟弟于1939年离开维也纳，来到巴勒斯坦，后来又迁居以色列。

到1938年11月，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关进了纳粹设立的集中营，如果他们的亲属出示前往其他国家的签证或车票，那么就可以把被关的人带回家。所以，自那以后，到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人数直线上升。

另一位受惠者，基尔达‧克劳斯则回忆说，当时她丈夫也夹在中国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长长的队伍里。这时，他看到一辆轿车驶抵领事馆大门，他便把申请表从车窗扔了进去。很显然，总领事何凤山接到了这张申请表，因为克劳斯的丈夫很快就接到了何凤山打来的电话，也领到
了签证。

何凤山是中国人之光
到1940年5月何凤山离开维也纳时为止，他到底发放了多少个签证，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现在掌握的证据显示，到1938年10月，何凤山来到维也纳仅仅5个月，他就已经发出了1,900个签证。

何凤山的女儿何曼丽表示：“我们不知道准确的数字，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研究犹太人历史的埃里克．索尔教授指出，由于何凤山是奥地利所有出逃签证的主要来源，因此，他向犹太人发放签证的比例应该很高。

因为何凤山很少提及他在维也纳的义举，所以公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何凤山死后，何曼丽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讣告，其中一句话提到他父亲在维也纳的工作，这才引起了索尔教授的注意。

索尔教授一直在进行一项研究——从何凤山那里接受签证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那里寻找相关的证据，他想查证，究竟是甚么原因促使何凤山采取这种冒险的义举。

何曼丽说：“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非常慷慨、大度，他认为帮助他人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做这种事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