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起的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甚至还发生“人吃人”的惨状。中共高干在此大饥荒期间却享有特供食品。更高级别的中共官员及其子女仍然可以去北戴河度假，享受“海滩生活”等普通中国百姓做梦都想不到的奢侈生活。

韦君宜（1917～2002）是老共产党员，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晚年写了一本《思痛录》，记述她所经历的时代。

韦君宜所著《思痛录》中提到：

状况越来越坏了。北京郊区已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城里人也出现了浮肿。我的婶娘双膝以下都肿了。人的肚子无法用气吹起来，批判也不管事。于是各种办法都出来了：提倡“再生菜”，就是把吃剩的白菜根用土埋在盆里，让它再长出几个叶子，可以吃；机关做“小球藻”，就是把池子里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也吃，据说有蛋白质。

这时我们还得去农村劳动，有一次在东郊平房村，劳动完毕，大家都去摘野生的马齿苋。我也摘了一大书包，拿回来煮著吃。

但是就这样也不行啊。于是最后把各饭店宾馆的库存一概挖出，在街上出售。我记得我去百货大楼点心柜台去看过，替孩子们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不是整的，只是一个角要两元。拿回来孩子们一个人掰一块，连说：“真好吃啊！真好吃啊！”

百姓编顺口溜讽干部特供

还有一回，全家八口去东兴楼饭馆开斋，专拣便宜的菜要，其实不过是很普通的炒肉片之类，一餐就共花了四十多元。我们号称高工资，一餐花掉一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如何能够常吃？一个月吃个一顿两顿，不过给孩子们清汤寡水的肚子加一点油而已。

后来，中共实行干部食物补贴。补贴办法是十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级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这样，我家每月有六斤肉了。可是我家人口连保姆是八口，六斤肉实际上只够每星期炒著吃两次，炖著吃还不够。

但是，比一般人自然还是高级多了。老百姓恨极了，北京市便出现了讽刺的民谣：“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食堂。食堂没有高级饭，气得老头上医院。医院没有高级药，气得老头去上吊。上吊没有高级绳，气得老头肚子疼。”不是吃这六斤肉有罪，而是让老百姓挨饿有罪。

程丹回忆北戴河度假生活
另有近日，网上流传的一篇由中共红二代、程潜之女程丹口述的文章，回忆她在孩童时期每年跟随家人在北戴河度假的生活。文中提到，即使在大饥荒年代，那里的食物供应也是很不错的。

这篇题为〈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的文章，最初发表于2014年第19期《国家人文历史》上。据维基百科介绍，程潜原是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于1949年投靠中共。曾担任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等职。1968年4月5日病逝于北京。

程丹在文章中写道，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每年暑假，她和全家人就跑到北戴河住上一个月，甚至四十多天。秘书、司机、厨师、警卫员一起跟随，和在北京时生活一样。

“高干子女的海滩生活”
那时候，高官及家属在北戴河的生活休养区与当地市民基本隔绝。在海滩上，可以远远地望到山上种红薯的农民。北戴河的市民不能到这边海滩上来，因此海滩上总是那么几家人。属于国务院的海滩边，有好多小别墅，级别越高的人，被安排在更靠近海边的地方住。能被国务院分配小别墅的，起码是正部级以上的官员，或享受正部级待遇的人。

这些海边别墅，每一栋都不同，大小不一，格局更不一样。比如，程丹的家是单层建筑，中间有一个厅，两边是卧室，一边三间，总共七、八个房间。别墅后面还有很多小房间，是警卫住的地方。别墅的总面积大约300平方米。

关于吃，各家情况也不同。比如程丹的家，是自己带上厨师，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但同时，在这片高官度假区，每个聚集区还安排一个食堂，国务院就有好几个食堂。不带自家厨师的，就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甚么海鲜都有，价格很便宜。

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

大饥荒年代的北戴河
在北戴河海滩附近还有一家起士林西餐厅，是大家聚餐的地方，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

文章还表示，即便是困难时期，也即大饥荒年代，在北戴河的供应也一直不错。

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官员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

1965年夏天，是程丹一家最后一次到北戴河度假。1966年，中共闹起了“文革”，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回到北戴河的别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