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也据实作答：红军当时是打不败的。他举出三个理由：

一是他的两个师(109师和110师)，各有一万人，由郭、何两个勇将领军，与红军在陕北会战，面对装备不足的红军，两师人马却全军覆没。郭师长战死，何师长被擒。此事震动了整个东北军，人们才知道共军难对付;

第二是他强调红军的顽强。他说，自己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之不易。而红军经过前有堵、后有追的二万五千里撤退而没垮、没散，带兵的人是利害的;第三，他说红军内的党组织结构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础。“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红军，既然消灭不了他，莫不如和他们合作。”所以他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有相当分歧。他认为只要一致攘外(抗日)，自然就会安内。

四十年无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接着问张学良现在是否仍不赞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当时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安内”;“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不同在于此，但除了政见不同之外，他说蒋先生与他情同骨肉，几十年对他呵护倍至、因此，在蒋介石逝世时他送了这样的挽幛：“关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见相争，宛如仇雠。”当刘宾雁谈到张先生失去自由几十年时，张学良却说，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怨的。当年他坚持陪同蒋先生回南京，就抱着准备死的决心。

张学良谈到此，沉缓地说：“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将军，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他接着说：父亲张作霖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作霖和蒋介石

张学良喝完了他的第一杯咖啡后，以习惯的职业军人的命令口吻说：“再给我倒杯咖啡，不要放糖!”也许是咖啡因的作用，这次他竟一反常态评价起蒋介石、周恩来和他父亲张作霖。

他说：“我最推崇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但他俩很不相同，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无雄才。如果他们俩携手合作，中国恐怕不是今天的样子。”

接着张学良讲了一段他父亲的故事，以证其“雄才”。他说，当年东北总督赵尔巽(被革命军处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特别器重推崇张作霖的雄才，当时一驻军首领蓝天蔚(也是国民党在东北的负责人)在沈阳咨议局逼赵脱离清政府独立，张作霖自告奋勇陪赵前往，在咨议局，张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我反对!”结果吓得蓝天蔚挟着公文包就跑了。而恐惧蓝天蔚叫兵报复的赵尔巽，忙把所有兵权均授于张作霖。当年张学良才10岁，母亲给他一个装满大洋的口袋让他逃命。当时张作霖身边仅有一营人马，却临危不乱，结果蓝天蔚竟一跑无踪影，从此张名声大震。

周恩来是“大政治家”？

在谈到周恩来时，张对周颇多褒扬。他说周恩来是“大政治家”，是共产党的大英雄。他形容周能屈能伸“了不得”。他说：“周恩来说话简洁，非常机敏。”他跟邓颖超保持联系，年前他在台湾做寿，邓颖超曾有贺电给他。

在座的资深报人李勇先生对张学良赞扬周恩来不以为然，他向张学良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和文革两次残民运动中，周恩来都担当帮凶的角色。一般人批评说，毛是小人，周是伪君子。所有中共在大陆的胡作非为，都有周参与，这种人能称为大政治家吗?”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谈话间，薛仁山先生将两封信转交张学良，这是张的好友杜重远的女儿写给张学良的。张拿过信感叹地说，他至今不理解盛世才为什么要杀掉杜重远。他说：“盛世才这个宝贝，原来是我的一个副官，被我推荐给父亲，还是我父亲眼力厉害，他一下子看出此人不安份。一次派他去谈判，回来后他说嫌官太小，自己把自己提升为上校。后来他要去新疆，饷银太少，我给了他五万银元。结果他在新疆坐大，杀了很多人，把杜重远也杀了。”(《世界日报周刊》编者按：杜重远年岁略长于张学良，当过张的秘书，和张的关系是亦师关系也极为密切，杜死于狱中后，杜的妻子邵御之和两个女儿，由周恩来照顾。)

弟弟张学思文革被斗死

有人问道，他是否知道他的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斗死的惨剧，张学良说，他的一个侄女有时从台湾去大陆，一次去见了吕正操，得知张学思被害经过。吕与张学良是同学，都是东北讲武堂的，可谓老朋友。后来吕当了中共铁道部长。文革中，他的弟弟张学思被打成东北帮首领，与吕关在一处。据吕正操讲，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么都交代，让承认什么就承认，“低头认罪”。而关在对面牢房的张学思，却拒不认罪，反而高喊呼冤，结果遭到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后来高声斥骂红卫兵，最后竟被活活打死。

这次中共办亚运会，杨尚昆特邀张学良的这位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后，杨尚昆亲自接见他的侄女等人，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中国大陆看看，中共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远离政治，笃信基督

张学良将军在透露了这些内情后说：依我本愿，我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政治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笃信基督。”

他回顾笃信基督的前半生，称在宗教信仰上蒋夫人(宋美龄)对他影响最大。他曾是南美浸信会神学院的函授毕业生，领路的牧师叫周联华。但张学良在幽居中对佛教也有相当研究，涉足密宗;又曾探索道教。比较三者，以传教方式而言，张学良认为还是基督教最能接近百姓大众。

张学良不认为自己在少壮时代有过轰轰烈烈事迹。他说，他之所以出来做事，“是因为别人两百步做成的事，由于我的特殊家庭条件，只走一百步就能做成。”因此，“我只是按着本份，凭着良心为国家、为民族做事而已。”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他忘却;他恨不得去掉张学良这名字，只当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坎，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

刘宾雁问张学良是否会回东北家乡看看?并说，以前他在中国当记者的时候，的确很希望张学良能回去，但现在他不赞成张学良回去，因为这样会被中共利用。席间也有乡亲劝张学良回大陆家乡走一走。张说，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愿卷入政治之中。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等政治不再纠缠他的时候。

李、郝合作，台湾有前途

当话题转到台湾当前政局时，张学良语出惊人：“我很崇拜李登辉，这人非常能干。我也崇拜郝柏村。李、郝合作，台湾有前途。”作为90岁老人，从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人，用“崇拜”一词来表达，让我们这些晚辈大感吃惊。张学良接着对台独运动加以批判，认为台独是“胡来”，给台湾前途带来巨大危险，闹“独立”，只能找挨打，毁了台湾前途。他补充一句说：当然，中共打台湾，也是毁了自己。

对“六四事件”不太清楚

在纽约被称为三大反共硬汉之一的李勇先生则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杀死了二千万中国人;而中共统治四十多年来，据统计杀死了六千万同胞，张乡长对此怎么看?”

张学良略微思考后说：一个政权在夺取政权，维持政权时总是要杀些人的。李勇紧接着问：“中共拿坦克、机枪在大街上杀学生和平民，当时的电视您看没有?”张学良马上回答：“我没有。”李勇又追问“那对六四事件您知不知道呢?”张回答：“知道一些，不太清楚。”

席间多位同乡马上向张学良描述两年前中共屠杀学生、市民的惨剧，同讨中共。张学良对此的反应是：什么事情都要听听两方面的意见，不能只听一方的。

老记者李勇接着请教如何做人。他说，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广州的前一天，他父亲(当地老报人)带他逃到香港。第二天，中共军队在广州枪毙了七名新闻记者，其中好几位是他父亲的朋友。“如果我们不逃，我父亲也可能被杀。如果我仍在大陆，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是忍受专制暴政呢，还是反抗呢?”

张学良平缓地说：你就做好份内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一个岗位，把它做好。

张学良在整个谈话中，对人的最大批评是“不安份”。特别强调做好“份内”的事。刘宾雁对此评价说：张学良是基督徒，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宽容一切，和我们一般受过中共迫害、有亲身体验的人感受不同，对他不应苛求。而李勇先生则认为，连“六四”都回避，说“不太清楚”，实是古语说“人老奸，马老滑”之故。

“西安事变”是背叛行为

一气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张学良连喝三杯不带糖的咖啡毫无倦怠。每当谈到一历史事件，张脱口说出人名、地名，记忆力十分好;反应问题相当机敏，对某些他不愿谈的话题，他很有婉转解说或顾左右而言他的应酬能力，根本不是一个90岁的胡涂老头。

二个多小时，几乎都是张学良在说，他谈了好多，范围很广，集中起来，给我三点强烈感受：

一是他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很后悔。他多次强调自己“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并称那是“背叛”，应获死罪。四十年没自由，他不抱怨，对此事件，他有明显的悔恨情结。可佐证的是，我们见面两天后，即1991年5月31日在纽约他的91岁生日祝寿会上，他做了相当情绪波动的讲话：“《圣经》中保罗说，他是一个罪人，而我则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着良心，愿为国家做些事，但我却没做什么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没为国家、社会做什么。”

二是他不讲西安事变内情，说怕伤害别人。其实事件已过去55年，毛、周、蒋均已过世，当年的主角仅剩他一人。再谈及这段恩怨，恐怕是怕触击他自己的内心创伤——悔恨情结。当年他执意陪蒋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坚持要去，也是有负荆请罪之意的。几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沉思，再加上目睹中共坐大后在中国大陆所为，他内心的痛楚悔恨之复杂情结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这种复杂在于，他认为自己的方式方法错了，但至今仍认为当时坚持的先联合抗日(攘外)，自然就会“安内”的政见不错。但用“捉拿”，用刀枪逼迫方式，对待自己最推崇的“领袖”，威胁其改变政见，对于张学良这样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恐怕内心深处难以接受。他几次讲“应枪毙我”，我是背叛，就是这种情结的宣泄。

避批中共，不回大陆

三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评共产党，无论贬、褒，都尽量绕开。即使踫上“六四”屠杀这样的问题，也不予置评。对“六四”中共拿军队在大街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在美国无论何种教派，都对此表示愤慨。张学良以基督徒角度回避此问题，并非是宽容，话里话间，明显是绕开。这当然与他主张躲开政治、当“闲云野鹤”的人生观有关，但又不能全然解释。

不久前，吕正操专程从北京飞来纽约，以老朋友身份会晤张学良。对于中共频频盛邀，张学良明确表示近期不打算回去，表面说辞是不愿涉入政治，而实际苦衷在于，中共将西安事变视为历史大进步，将张学良视为民族英雄，邀张去大陆，多是为其宣传所用。而张经过几十年沉思反省，认为自己这件事做错了，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如果张去大陆，中共当面捧他为大英雄，他会非常尴尬。如他真实说出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而两方面对此问题的看法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恐怕这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访大陆的真正想法。

有责任澄清历史真实

作为中国大陆人，我们知道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认为的“西安事变”;作为台湾人，人们多半知道的是蒋介石理解的“西安事变”，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想知道抛开国共两党政治利害关系，由张学良本人说出的“西安事变”。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人，张学良将军有责任向晚辈、后人澄清历史真实。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1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