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美国的华人作家曹长青1991年曾以中国东北老乡的身份与张学良在纽约畅谈两个多小时。曹长青说，张学良谈了好多，范围很广，集中起来，给我三点强烈感受，第一是张学良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很后悔。他多次强调自己“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并称那是“背叛”，应获死罪。可佐证的是，这次交谈两天后，张学良在91岁生日祝寿会上做了相当情绪波动的讲话：“《圣经》中保罗说，他是一个罪人，而我则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着良心，愿为国家做些事，但我却没做什么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没为国家、社会做什么。”本文选自曹长青网站，原题为《听张学良谈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1991年6月27日，张学良在纽约出席寿庆活动后不久，与夫人赵一荻飞回台湾
【曹长青按语：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使当时只剩3万人、几被剿灭的红军得以幸存。随后不到十年，中共军队发展到120万人，把国民党打得败退到台湾。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自1936年底被软禁，长达54年，直到1991年5月李登辉做总统时才被首次允许离开台湾到美国。当时(1991年5月28日)，我跟其他几位东北人，以老乡身份与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见面，畅谈了二个半小时。下面是当时根据谈话内容整理、发表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的文章，原题为“张学良纽约谈西安事变”。】
西安事件的主角，并为此付出半个多世纪人身自由代价的张学良将军，最近被允许从台湾到美国访亲问友，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这是张学良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后，40多年来第一次离开台湾寓所到美国，因而引起各方瞩目。
他的一些旧部属、幕僚和学生，争相一会老长官，叙旧温情，而在美国人数众多的东北乡亲也想一睹当年东北军总司令的风采;新闻记者们更想趁机挖挖“西安事变”的内幕新闻，因当年主角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已相继过世，唯剩下张学良，又已90岁高龄。如他再不讲，西安事变很多细节将永远仅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想象。
但张学良到纽约后，最想见他的是中共使馆官员，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劝说张学良回中国大陆一游的机会，做统战文章，以美化中共当年在西安事变中的民族大义感，借此再对台湾施压。
中共近年来利用电影(《西安事变》上下集)、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以及通俗演义、小说等众多手段，再现中共理解的西安事变，其中把主角张学良塑造为潇洒、果敢、有民族责任感的世纪大英雄，而把蒋介石丑化为胆小、怕死、临危狼狈鼠窜之辈。反正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纸等全部媒体都控制在党的手中，中共可以任意“指点江山”、创造历史。只要张学良一到北京，中共就可一按电钮，所有宣传机器同时开动，中共想表演什么，制作什么，达到什么效果，均唾手可得;那时，就顾不得张学良究竟说什么了。
“行踪诡秘”纽约行
但张学良自抵美后就表示对两岸政治绝不涉入，以“闲云野鹤”自居。中共使馆人员便采取外围攻势，找到能接近张的人，去做“说服”工作。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的一位副总领事宴请“纽约东北同乡会”主要乡长，请他们见到张学良时，转达口信，北京当局特别欢迎他去大陆走走、看看。杨尚昆直接捎信说，如少帅愿回大陆看看，中共可派军用飞机到台北接他，并在北京机场铺红地毯迎接。
在这各种“意图”包围下，张学良抵美后极为谨慎，很少公开露面，只在少数亲属、朋友圈中活动，人称“行踪诡秘”。
5月28日下午，在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先生的安排引见下，东北老乡的《纽约新闻报》主编李东渤、《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以及李兴唐、薛仁山、马忠良等，加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人刘宾雁和我，一块拜访了张学良先生。张先生当时住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套公寓里。
我在中国时曾看过中共拍摄的《西安事变》电影，其中的张学良风流倜傥、飒爽英姿，扮演他的演员是大陆出名的“俊男”。因而一看到真正的张学良时，感到难以接受：少帅英姿，灰飞烟灭;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十分苍老、面容瘦削、头发稀疏的老人，老年斑和皱纹交织在脸上。我努力去接受这个真实的90岁老人形象，而忘记电影、电视中曾看到的英俊少帅。
但当大家坐下来，用东北话一交谈，你立刻可以感到这位老人的活力，他说话声音不颤不抖，洪亮粗犷，仍保持东北人那种豪爽之气。
9个东北人围坐一桌用东北话谈起东北人，真叫过瘾。一位同乡首开话匣，他说外界一般对东北人的印象是：豪爽、粗犷、讲哥们义气。刘宾雁接着说：在大陆，不仅老一辈看重张学良，年轻的一代也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张先生身上体现了东北人优良的传统：敢做敢为，勇于负责。
张学良用浓重的东北话说，他不敢接受这样褒扬，他觉得仅是尽国民的责任而已。他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过去人称东北人为‘白帽子’，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东北赶大马车的人多戴白毡帽。”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是八个字：“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说，“我正是这种性格，才会闯下大祸，做了那么多捣乱的事。如果说东北人好捅娄子，那我属于这种人——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最忌讳“西安事变”
对世人来说，人们最想从张学良口中了解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内幕。但张又最忌讳此话题。于是我试探地提问：“作为晚辈，我最没有资格谈历史。对西安事变，我只是从电影中、书本中知道大概。我不清楚中共拍摄的上下两集《西安事变》是否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
张学良对此问题十分敏感，他说：过去不少记者，包括不久前访问过他的日本电视台记者，绕来绕去想从他口中探出西安事变内情，“我是绝不会说的，到死也不会说。”他说原因是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段历史恩恩怨怨不会从他口中说出。至于外界对此的毁誉，他一点也不计较。他说，当年《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说，胡涂人跟他说也没用。”因此，他选择沉默。
对于中国大陆拍摄的《西安事变》，他说没有看过，真实与否无法评断。但据刘宾雁说，他看过几本有关张的传记、评传，其中一本较权威的《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中，写张在台北曾与家人偷偷看了大陆的《西安事变》电影录像带，据其家人讲，张观剧时，一语不发，有时流泪。
我告诉张先生，在《西安事变》中，说东北军对日本人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因为蒋介石有一手谕给张，让其不抵抗。“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
张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是英雄还是罪人？
我说：《西安事变》电影在大陆流传甚广，年轻一代主要从这部电影获得对当年这桩震惊全国的事件的最初看法。在这部电影中，你被说成是”世纪大英雄“，而蒋介石则临危逃窜、形象不佳。张学良说，那是他们对蒋家的丑化攻击，不可相信。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对毁誉已置之度外。”说我是大英雄，我也不领情，也不为此高兴;说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给自己起名字‘闲云野鹤’，就是要躲开这些事情。“
我接着问，”在那部电影中，当周恩来赶到机场，发现你已陪同蒋介石去南京，周说你中了读古典小说连环套的毒。如果历史重演，你还会不会送蒋介石回南京，而失去几十年自由?“
张学良直率地回答说：“周恩来是瞎说。送蒋先生是我自愿的。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去送他。我当时要陪他回南京，蒋先生不同意，他说你去我很难办。但我坚持去，一人做事一人担。到南京，蒋先生周围的人要杀掉我，是蒋先生一直保护我。记得刚到南京，在下飞机时，蒋先生就吩咐说：要好好照顾好副司令。”
在去拜访张学良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的台湾博士生聊天谈到张学良，这位台湾学生认为，如果没有张学良当年那样做，历史会是另外的样子。因当时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全力以赴是能将中共势力打垮的。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共得以喘息，最后坐大。这位学生说，在台湾，很多人都私下认为张是历史罪人。我在哥大接触到的另外三位台湾博士生，也都持这种看法。是历史罪人，还是民族英雄，两种评价实在大相径庭。
六十年前曾在东北大学见过张学良的李兴唐先生巧妙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抗战胜利后，一度传说张学良要回东北，东北民众欢心鼓舞，以少帅在东北的声望和影响力，假如真的回去，中共可能不会有借东北坐大的机会。
张学良谦虚地答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家乡有这样的影响力，也不知道乡亲这样看重他。李勇先生则直截了当地问张：当年红军经过长征所剩无几，势力单薄，如无西安事变，中央军很可能将中共完全打败，以避免中共最后坐大在大陆造成几十年的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