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预言家与糟糕的预言家

人类思想史上不乏伟大预言家的身影，英国人爱德蒙‧柏克精准地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的结局和长远后果，他不仅提前预告了暴民专政、政治屠杀、恐怖统治，甚至连军事强人接管革命烂摊子并进行独裁统治也预测得分毫不差。法国人托克维尔天才地预言了美国和欧洲民主化时代的到来，他还预言了美国或爆发南北战争，将吞并德克萨斯，他甚至提前一百多年准确预报了美、俄两国将共同统治世界(托克维尔因此而被恭维为未来学的奠基人)。近代中国人当中也有大师级的政治预言家，如梁启超便是，梁精准地预言了清王朝的覆灭时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也清醒地预见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难免长期内乱和严重外患，晚年梁启超(梁五十七岁早逝，其实谈不上晚年)预见到了日本将侵华且将失败(“若欲戡定中国全国，则所耗日本兵力财力必二三十倍于台湾”，“数十年后其国反以是自取灭亡”)，他甚至预见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刚刚从俄国沾染上的“赤化”、“赤祸”非同小可，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但总的说来，作预言是极困难的工作，好的预言家如凤毛麟角，十分稀少，大多数预言家都是滥竽充数，不值得信赖。共产党的大宗师马克思、列宁就是成绩特别糟糕的预言家，关于未来，他们没说过几句靠谱的话。马克思幸灾乐祸地以真理的名义宣判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死刑，顺带以上帝般的口吻预告了家庭、民族、阶级、国家等等一切既有的人类共同体的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富足、共产共家、天下大同的人间天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迄今为止仍将这一套早已破产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奉为圭臬的国家，却是当年马克思眼中“东方专制主义”的大本营中国。

“中国崩溃”用词不当

糟糕预言家的通病是草率、臆断，好作夸大之论，好出惊人之语，某种程度上近乎“标题党”。但问题在于，糟糕的预言家往往更加吃香，他们更擅长哗众取宠，更容易名满天下。近些年来关于中国的预言就是如此，要么“中国第一”，“中国世纪”，要么“中国大劫”，“中国崩溃”，总之不是好上天，就是坏入地。其实，以中共的立场而言，鼓吹“中国世纪”固然很有面子，惊呼“中国崩溃”——这个词儿在中文里通常包含了四分五裂、天下大乱、一塌糊涂、一败涂地、全面倒退等负面含义——也有政治上的好处：把共产党政权的倒塌描绘得可怕一些、再可怕一些，不仅祸害本国、祸及周边，还要祸害子孙、祸延全球，那么两害相权，为免于“崩溃”之害，岂不是让共产党继续掌权、再继续掌权来得更合理一些?

在东欧、苏联共产党政权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续倒台之前，全世界的政治预言家们竟集体缺席，他们全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苏东各国并非无迹可寻的制度衰竭表征和政权猝死先兆。似乎是为了弥补在苏东巨变中后知后觉的迟钝表现，这些年来，预言家们对中国作为上一波共产政权猝死风潮的幸存者、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漏网之鱼，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积极关注。预言扎堆，言多必失，倒也无可厚非，但我以为，即便以苏联、东欧为参照，像“中国崩溃”这样的预言也有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之嫌。严格说来，苏东巨变大多数当事国之摆脱共产党政权，事变之前前后后，均未产生崩溃性的严重后果，相反，都走上了自由化、民主化的道路——虽然有些国家走得不太稳健，但也不必以“崩溃”二字相贬。即便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分裂、国家解体，亦未始不是一种解脱，只有前南斯拉夫是例外，其裂解过程过于血腥暴烈，不值得给予正面评价。

章家敦律师写了那本思想性、逻辑性都欠佳的畅销书《中国即将崩溃》，发布了一条精确到年份的“中国崩溃”预言，而其核心论据不过是中国经济经不起WTO冲击，一经冲击必全面引爆积聚隐蔽已久的中国经济——金融危机，于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非“崩溃”不可。他显然没有用对“崩溃”这个词儿——前两波国际金融危机既然并未导致东南亚与欧美崩溃，同理也就未必导致中国崩溃，或许反而更有利于中共借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也说不定，但更糟糕的是，他恰好把整件事情给说反了。比起那些更加成熟的市场体系国家，半吊子市场经济的中国才是此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获益者。如果章家敦真的相信市场竞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他本该知道，国际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友军而非敌军，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解药而非毒药，如果他非要把WTO与“中国崩溃”挂钩，他的预测结果本该是：加入WTO若不能有所化解，至少也将延缓某种程度的“中国崩溃”。

沈大伟“中国崩溃”析疑

沈大伟(David L.Shambaugh)教授不同于章家敦律师，第一，他是美国主流的、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通”，见多识广、著作等身，而不是章律师那样比较业余的中国问题预言家或“占卜士”;第二，他不仅对美国社会的对华态度、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深厚影响力，曾是驻华大使候选人，也因一向“亲北京”、是“熊猫拥抱者”而常常行走于中共高层和政学两界，对中共官方亦有深厚影响力，所以，沈大伟三月六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断言“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已开始进入残局(endgame)”，让人既觉得意外，也感到新鲜。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得说，沈大伟的文章有“标题党”之嫌。实际上，文章内容并不涉及所谓“中国崩溃”，他只是谈到了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以及中共现行统治方式的未来存续问题，而完全没有谈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及其领土完整、主权统一和民族关系结构的未来存续问题，所以，其题目中的“中国崩溃”似应改为中共崩溃为宜。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无法预测中国共产党何时会崩溃，但是不难得出结论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最后阶段。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历时第二长的政权(仅次于北韩)，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以永久统治下去。”他还说：“它的死亡很可能是长期的、混乱的、暴力的。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此种表述当然不是什么“中国崩溃”，而只是中共倒台，或者仅仅是习近平倒台而已。如果沈大伟的意见只是中共正走在逐渐失去其垄断性统治地位的道路上，那么，沈大伟的预言在内容上倒是完全正确的。

沈大伟提出了五个“迹象”——包括富人移民、政治压制、宣传失效、腐败与反腐败的风险、经济衰退陷阱——以论证中共统治已进入尾声的观点。但是，这五个“迹象”并非刚刚出现，而是由来已久，而仅仅在几年之前，沈大伟教授对中共和中国的前景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二○○八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一书中，沈大伟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确实，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他也明确而武断地排除了当时由江、胡领导的中国“在全面的政治崩溃后四分五裂”，或“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或“堕入法西斯主义制度”，或“回到毛泽东主义制度”等几种政权衰亡的可能性。

令人不解的还有，在沈大伟的新文章里，压制反对派被当作中共崩溃的迹象之一。而在旧著《收缩与调适》中，“中国共产党也不容许任何反对派出现，因此，一旦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活动露出苗头，就会立即遭到压制”却被当作中共“执政工具并没有锈蚀掉”的证据。这两种说法有着巨大的差异：为什么二○○八年中共压制反对派是一种“调适”，二○一四年压制反对派就意味着“崩溃”?此中差异何以成立?难道他的批评性预言并非对事不对人，而是专门针对习近平当局?

习近平与曾庆红的路线斗争？

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采访时，沈大伟承认自己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标题不当，过于“吸引眼球”，因而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他没有继续纠缠“五个迹象”，而是直截了当切入了习近平与曾庆红之间的路线斗争，以此对文章作出了几乎全新的诠释。他解释说，曾庆红是中共调适路线的制定人和保证人，曾庆红路线是中共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路线，当曾庆红退休之后，中共逐渐背弃了曾庆红路线，由此走过拐点、掉头向下，而习近平上台之后拒斥政改、强化镇压的执政行为加剧了崩溃走势，使中共统治更加接近崩溃的临界点。

沈大伟这番贬习褒曾的讲话令人讶异。对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曾庆红路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江曾到胡温，再到习近平，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路线转向。比如打压异议，当年江泽民、曾庆红与当今习近平在程度上、范围上确有差异，但本质上、方向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习近平上台这两年里唯一与江、胡两位前任拉开了差距的作为，只是“打老虎”、反腐败而已——如果说曾庆红与习近平有什么重大路线分歧，似乎也只能是反腐与反反腐的路线之争。

目前，北京高层权斗正酣，气氛紧张，“老虎”很郁闷，“武松”也很烦躁，用王岐山的话来说，“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尚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年二月，中纪委网站声讨“大清裸官庆亲王”，那当然是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老把戏，矛头所指，呼之欲出;两会期间，曾庆红前秘书施芝鸿气急败坏，愤怒回应“全民竞猜庆亲王”;而曾庆红势力染指颇深的国安系统遭清洗，军委办公厅、中央警卫局也走马换将;财新网起底郭文贵，郭文贵隔空叫板胡舒立，……凡此种种，恐怕早就有不止“五个迹象”表明曾庆红或将沦为习、王新一轮“打老虎”的目标，曾庆红的势力眼见得“即将崩溃”，只是困兽犹斗，还不肯甘心认栽而已。在此微妙时刻，沈大伟教授公开贬习褒曾，此举疑似介入习曾之争，人们难免要问：沈大伟究竟是“亲北京”还是“亲江曾”?他是在替曾庆红传话吗?“崩溃”云云是政治预言，还是“曾老虎”遗言?

二○一五年四月四日

《动向》2015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