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7日，美国和古巴的政治领导人分别发表讲话，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冻结了半个世纪的两国关系由此开始回暖，人们也在持续关注中猜测：古美关系的恢复，是否会开启古巴历史的一个新篇章。事实上，古巴的历史是与美国的存在密不可分的。当年的独立者是在美国的大力帮助下赶走了西班牙人，随后古巴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而革命之后，古巴转而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反美阵线的先锋。在古巴民族主义的叙事中，被尊为“独立圣徒”、民族的伟大“先师”的何塞·马蒂（1853-1895）是早已在古巴尚未摆脱西班牙殖民枷锁时，预料到未来的独立古巴受北方强邻欺压的命运的。这个出生在西班牙人家庭的哈瓦那人为了古巴的独立，品尝了牢狱之苦、走上流亡之途，辗转漂泊于欧陆和北美。1880年，马蒂抵达纽约，从这一年开始直至1891年，他笔耕不辍，为委内瑞拉《国家舆论报》、阿根廷《民族报》、墨西哥《自由党派报》等西语美洲国家的报刊撰写了约两百多篇“北美来信”。在这些文章中，他一面对美国现实社会与政治制度作细致观察，一面也思考古巴乃至整个西语美洲的前途，特别是美国将以何种方式影响到它们的前途。

一百多年后回看这些文笔优美的西班牙语散文，是颇为有趣的。这是古美关系恩仇录的开篇之前，一个“哈瓦那人在纽约”的叙事，视角是个人的，关怀却是广博的。对于一个来自西班牙殖民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美国的繁荣和进步与他的故土形成了强烈反差。北边的那个富足美洲，实在比南边的这个穷困美洲更配得上“新世界”的称号。“在这个巨大的玻璃皿中，经由神奇的炼金术，生命得以更新。”日新月异的美国成了马蒂眼中的“神奇现实”。在他看来，“这个民族还没到可以被定义的时候，它还只是个容纳不同民族的家园”，而美国“繁荣的秘密”就在于持续不断涌入的外国移民，这“和平的大军”。这些移民中有爱尔兰人，有犹太人，当然也有中国人。当中国人进入马蒂的视野时，他的描述和思考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了。

在1882年3月12日写给《国家舆论报》主编的信中，马蒂提到了他在旧金山的见闻。“这座巨大的城市为巨大的沉寂所笼罩着。今天本是适合出门散步的日子，却好像有一场战事要发生。安静的让人害怕。女人们呆在自己家里。街上只能见到形单影只、面色通红的男人。中国人躲在他们的小巷子里和墙角里，瑟瑟发抖。”此时，美国国会正在商议《排华法案》。1882年，美国国会制定了一项暂停中国移民进入美国的法案，于当年5月6日由总统签署。在《排华法案》的论证期间，作为中国移民的输入地，旧金山成为反华之声叫得最凶的地方，其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氛为马蒂描绘了下来。“这是一座城市与一个种族间你死我活的决斗。为了维持黑奴制度，南方挑起了一场战争。现在，为了达到驱逐中国人的目的，西部怕是也准备好打一仗了。”马蒂眼中的美国远非完美，其貌似公正的制度和标榜自由的价值观存在很多问题，旧金山市民的排华就是一个例证。“中国人应当一个也不留地永远离开旧金山！这座城市要保卫它的文明和它的家园！”这些“合众国的忠诚公民”，“聚集在一起向国会发出请求，让他们免于中国人入侵的伤害！”为什么他们如此仇视华人呢？是出于对黄种人的歧视吗？且看马蒂对涌入旧金山的中国移民的素描：“他们成千上万如羊群般涌来，这些身形矮小的人，长着杏仁形状的眼睛，脸形瘦削、汗毛稀少，留着长长的辫子。”这样的视觉形象无疑是令人高看不起的。不过，马蒂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表面，他指出了中国人受排挤的深层原因：因为他们“能做多种活计，而且都能做好，要价还不高”，抢占了白种人的工作机会。因此，这并不是西方文明拒斥东方野蛮，而是一个劳动者群体拒斥另一个劳动者群体，“一个需要拿高薪的劳动者的城市对抗一个能以低薪打败他们的劳动者的民族。强壮之人仇恨能干之人。他们害怕一个被饥饿打败的民族。”马蒂的见解是精辟的，藉之来看今天困扰欧洲和美国的移民问题，难道不同样有说服力吗？马蒂曾在游记中盛赞美国是“人类自由的第一次真心诚意的试验”，也曾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倒要看看，这个作为自由之子的民族，当它崛起的时候，是会扩充自由还是压制自由？”美国向来被视为自由之邦，然而这自由终究不是所有族群可以共享的权利，被驱逐的华人、被流放的印第安人和被歧视的黑人是不在自由盛宴的受邀者之列的。马蒂在他的“北美来信”中关注到了这些被逼至边缘的人群，也由此预见到了美国崛起的阴影：今天它会压制华人的自由，明天它会压制南边的西语民族国家的自由。

马蒂倒也没有把中国人描绘成勤劳奋进的圣徒。根据马蒂的记述，中国人招人恨的原因除了抢走下层劳动者的饭碗之外，还因为传播恶习：不论是出身贫寒的爱尔兰裔女工，还是出入有车马的豪门贵妇，都喜欢去中国人开设的地下鸦片馆享受极乐。1883年5月14日，马蒂在给《民族报》主编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中国人调制出的鸦片烟，“让人的精神充满瘴气，让人的眼睛变得如污泥般混浊，让人的双手止不住抖动”。大清帝国的移民为自由美国带来了廉价劳动力，也带来了毒害灵魂的恶癖。“人们都知道，他们会拿混有鸦片的糖果给小女孩吃，到后来她们就喜欢上了这些糖果，还会主动向他们要，最后就像烂泥里的花一样凋零了……”这是关于中国人的黑色传说的一部分。“在令人作呕的陋巷里，住着数量庞大的中国人，那里的每一个街角都有志愿警察在巡逻，每一个中国人的脚跟后面都跟着一个记者。”这就是马蒂看到的美国“唐人街”，脏乱差的景象令人不禁想起一些美国影视剧里定型化的“中国城”形象，是罪恶的藏匿之地，也是新闻素材和侦探小说题材的富矿。这个浑身散发着鸦片烟的邪气的民族还有救吗？马蒂还是对他们抱有希望的，正如对他的西语美洲同胞抱有希望一样：“这个充满理智的民族终将把体内的那一小撮蛆虫清理干净”，新一代的中国人将会是讲卫生爱干净的，他们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会“在墙上贴上《圣经》里的字句”，还会养成读报的好习惯。马蒂的愿望成真了吗？

1883年6月，在为《美洲报》撰写的专题文章《布鲁克林桥》中，马蒂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中国人身上。在从四面八方涌来观看新近落成的布鲁克林桥的民众中，有“乐呵呵的爱尔兰人，身肥体壮的德国人，体态优美的匈牙利人，目光如灼的俄国人，红头发的挪威人，优雅的日本人”，排在最后的，则是“干瘦冷漠的中国人”。紧接着，马蒂又评论道：“中国人是古老世界的不幸子孙。专制把人压制成这个样子：帝王的奴仆们就像木桶里的蛆虫一样翻滚在积习恶俗之中。专制社会的子孙，如同在烂泥上刻成的雕像。他们的生命不是香炉，而是肮脏的鸦片烟。”在观看人类建筑奇迹的人群中，马蒂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正在迎接黎明的新世界的母亲”——自由女神像；低下头来，则看见了这些因不得自由而形容猥琐、散发恶臭的中国人。君主专制、鸦片烟和中国人的形象纠缠在了一起。在不倦地追求自由和进步的民族所建造的宏伟大桥下，来自古老封建帝国的矮小子民显得更加矮小。马蒂的同胞此时也正处于西班牙殖民当局的专制之下。是要继续在专制之下过麻木的生活、落得如这帮鸦片鬼一般，还是要奋起反抗、高举自由的火炬前进？马蒂或许在文字背后为他的西语同胞们预设了这样的问号。

马蒂或许没有想到的是，十多年后，当他挥舞着自由的旗帜冲向古巴独立战争的战场时，那些“干瘦冷漠的中国人”会与他并肩作战——被人贩子骗来古巴做苦力的华人劳工，为了自己的解放也为了全体古巴人的解放，加入到起义的洪流中。“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马蒂的密友、爱国志士贡萨罗·德·盖萨达的这句名言，后来被镌刻在哈瓦那的“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上。古巴独立战争中古巴人与美国人的“战斗情谊”如今已不再被人提起，倒是古巴人与华人结下的战斗情谊，如今还不时地在官方与民间场合被隆重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