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中共对网络信息的封锁越来越严，因言获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用一位网民的话说，“几乎每天都有朋友被带走、失联、拘留、喝茶”。

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说，截至3月12日，仅中共官媒报导的全国因传播疫情信息受罚的案件就有5511起。他们中大多数被行政拘留3-15天并强迫认罪，一些人还受到行政罚款、口头警告、教育训诫和刑事拘留。在该组织收集到的452个因所谓“散布谣言”而受罚的网民案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

高飞被行政拘留了7天
据美国之音报导，高飞，32岁，湖北黄冈人，常年在广州做焊工，也参与一些公民维权。去年底，他回到老家，但家乡很快沦为疫情的重灾区。

“你人在哪儿呢？给我发个定位，” 说话的是高飞熟悉的孙警官。高飞知道他们迟早要来。一天前，他“翻墙”发了一条推文，说当地医院物资严重告急，中共领导人不把老百姓的命当一回事，是“反人类”。

“这条推特据说惊动高层了。县公安局说，公安部下了指令要抓人，”他说，自己被行政拘留了7天。

红二代任志强被失踪引关注
在众多受到打压的异见者中，近日，中共红二代、地产大亨任志强的被失踪引发广泛关注。

现年69岁的任志强人称“任大炮”，曾多次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共。 本月初，他在一篇措辞犀利的文章中抨击中共领导人和当局掩盖疫情真相，并于3月12日被当局带走。

一位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任志强起初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享了这篇文章。小圈子的成员都是与他一道参与环保活动的民营企业家。

该消息人士说，他与任志强有多位共同朋友。他说：“他大概跟11个人分享了，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政治意识，就把它传出去了。有的人就来问他，这是不是你写的？他敢作敢当，说是我写的，就引发了后面一连串的事。”

该消息人士还透露，任志强的大儿子、秘书也被抓了。他的妹妹及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任志强本人目前被当局留置，政府将此定为重案，“任何人不得插手，不能介入，不能求情，可能也包括王岐山。”王岐山曾是任志强的中学辅导员，二人关系密切。

“从民间和党内的反应来看，大家是普遍的同情，但是站出来讲话的人寥寥无几。” 该消息人士说，“现在任志强基本变成了刀板上的一块肉。”

任志强的朋友、中国女企业家王瑛是在他失联后少数为之呼吁的人之一。美国之音上周与她取得联系时，她说，任志强的案子“没有进展”，“现在恐怕谁发声都够呛”。

瑞典人权活动家以亲身经历揭中共恶行
瑞典人权活动家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近年来，中共演变出各种新型强迫失踪手段，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留置就是其中一例，其前身是中共用于党内调查的“双规”。

达林从西班牙马德里的家中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个凌驾于司法系统之上的机构——可以在不通知家人和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将人在秘密地点扣押6个月。事实上，很多人被扣押的时间远超6个月。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在2018年的“两会”上宣告成立，负责调查政府官员中非党员的人，或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 。它的调查对象涵盖3亿中国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控制。

据其领导的非政府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援会”统计，过去一年中，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近200万人发起过调查，其中约2万5000至3万人被失踪，平均每天16到80人左右。

达林本人是第一批外籍受害者之一。 2016年，他曾因从事人权活动被中共当局指定监视居住23天——这是中共针对异见人士的另一套失踪体系。

在那与世隔绝的23天里，达林被单独关押在北京南部的一处秘密设施，终日不见阳光，头顶的日光灯不分昼夜地开着。两名看守坐在不远处盯着他。

“他们每6小时换一次岗，24小时地看着你。你扭动一下身体，你笑，你哭，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会记下来，但是他们不能和你讲话，”达林回忆。

“事实上，国际法规定，在调查中使用单独监禁超过15天就构成酷刑，”达林说。“他们认为，超过15天就会对人的头脑造成永久性损伤。”

作为一名外国人，达林说，他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他没有遭受酷刑，吃的稀汤寡水的面条也是和看守们同样的伙食。他的中国籍女友和很多同事们也被羁押在同一处设施。隔着墙，他可以听到有人被打时发出的哀嚎。

达林告诉美国之音，他很清楚中国当局为什么使用强迫失踪，而不是简单地逮捕手段。

“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恐怖主义，你会害怕，”他说。“你的同事、朋友、伴侣也会成为这种恐怖主义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