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澳洲签订引渡协议，并推进“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澳洲之行的两大目的。从最新的情况看，这两项计划都未能成功：澳洲上周已表示拒绝对接“一带一路”，《中澳引渡条约》也在昨天（3月28日）被澳洲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宣布撤回。究其原因，与澳洲对独裁共产主义政权的不信任及中国国内局势有关。
因为受到包括工党、绿党、一族党、瑟诺芬党（NXP）、自由民主党等的反对，特恩布尔在3月28日一早宣布，撤回原计划在当天提交议会表决的《中澳引渡条约》提案，再做进一步咨询。
虽然早在2007年就曾发生澳洲前总理霍华德（John Howard）与中共签署《中澳引渡条约》后始终未获议会通过的事件，但今次李克强重提此事却关乎习近平反腐大计，重要性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在李克强行前，外界也一直将引渡条约的签订当作是北京方面与澳洲政府外交关系的一个突破，这次折戟颇令各界关注。
从来自议员及法律界的反对声音来看，澳洲再拒提案，仍然是考虑到中共治下中国糟糕的人权现状。塔斯马尼亚州的绿党参议员麦金（Nick McKim）就表示“坦白说，中共的司法系统是不能够被信任的”。
曾在2001年至2005年间任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政治领事的陈用林也说，“不反对把这些贪官引渡回去，但是中共的司法系统与澳洲的司法系统是不同的，中共是人治。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很可能会被加上经济犯罪的罪名，就有可能被从澳洲引渡回中国。”
澳洲第一大报 《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外交编辑、在澳洲颇有影响力的外交评论员谢瑞登（Greg Sheridan）透露了发生在李克强访澳期间的一个有意思的事件：特恩布尔于3月23日在国会的大礼堂举行特别午餐会，款待李克强一行。所有出席参会的澳洲政界人士都被私下建议不要携带手机。部分人说他们收到的理由是出于手机安全的考虑。
谢瑞登说，当然有些解释是这是为了李克强在参会上的发言不至于受到手机铃声的打扰，但类似要求并未出现在其他餐会上。而且，出访中国的澳洲总理等人都被要求不要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物进入中国。
他形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战略性信任关系”。
谢瑞登认为，这种关系可以投射出《中澳引渡条约》的前景，“当然几乎没有一个澳洲政界人士会相信，在中共的法律制度下，这种引渡是安全的。即使北京方面承诺不对任何被引渡者执行死刑，这种保证本身也是难以取信于人…”
而在此前几天(3月23日)，《金融时报》已经报道说，澳洲正式拒绝一个规模达50亿澳元的澳洲国家基础建设基金，正式拒绝对接“一带一路”。
报道称，澳洲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说，虽然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能够依托现有的国际体系蓬勃发展，但他们希望秩序建立在民主社会这一基本支柱上。
可以说，过去20多年来，澳洲政府一直在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与防范中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入侵之间谋求平衡。魏京生曾在分析澳洲对中共的态度时谈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是促使各国政府力求平衡的一个因素，因为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对政治的最终控制权，这可以扭转政治的倾向性，并限制共产党和各种暴政对民主制度的侵蚀。
显然，只要在民主国家眼中是代表了共产极权政权，无论李克强还是习近平，都难以在引渡协议方面取得突破。这也呼应了此前政论人士提出的习近平在中共体制内反腐成效势必有限的说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恰好”发生在李克强访澳之后的冯崇义事件。
就在李克强结束澳洲行的第二天，也就是特恩布尔宣布准备将引渡协议提交议会的当天，3月27日，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在广州被限制出境。
如果当时澳洲政客们正在考虑这份《中澳引渡条约》的话，冯崇义的消息无疑会令他们再度审视中共的法律体系以及北京方面的路向，并更倾向于拒绝这份协议。因此有分析说，冯崇义事件来的非常不巧，或者说，非常凑巧。
这令人想起发生在2016年8月的法轮功学员王志文在通过广州口岸赴美探亲时护照被撕一事。前中国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当时曾表示，“中共这个执政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这一事件是曾庆红集团对习近平的“高级黑”。
《大纪元》也曾引述消息人士说，王治文出国与女儿团聚受阻，是曾庆红在南方的政法势力所为。这也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中共现行国安系统在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当政时代形成，由江泽民的“军师”曾庆红、周永康等掌控多年，至今其党羽仍遍布国安系统。《希望之声》此前也已报道，习近平在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两会上遇阻，未能顺利推行针对中共国安系统的改革。（“消息人士”曝习近平曾庆红两会背后博弈 国安部改革未能露面）
如果这些推断属实，如果曾庆红集团撕毁王志文的护照意在维系对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及给习近平抹黑的话，此次搅局引渡协议就是出自关乎自身利益的考虑。毕竟各方分析都认为，现在签订这一协议，主要的指向，就是逃亡海外的中共贪官及其家属。
不过，从中共政坛两会后的变动来看，习近平可能正在部署对曾庆红、江泽民的反击，以便保证中共十九大的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