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香港杂志发文讨论中共政局中权力割据现状的由来与危害，以及习近平强力反腐背后的真实处境。

《动向》杂志2016年8月号发文讨论中共十八大以来，北京当局掀起的反腐浪潮的实质与前景。文章指出，3年多来习近平当局的反腐风暴展现出的“权斗或变革”的表象下，“深藏着对中国当下权力运行困局的突围式求解”。

文章分析称，自从1989年那场反腐爱国民主运动遭中共屠杀镇压以来，中共统治集团的统治力“急剧裂化”，出现了系统性全局性的“各自为政”、“独立成王”的“权力割据”局面，“使中国陷于被各种权力集团肆意瓜分、欲取欲夺的绝境”。“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这种绝境的一个“真实的描述”。

文章表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条块上的部门或行业决议高于国家政策法规的现象普遍存在，换句话来说，就是各级政府或各个领域中“各条块自身制订的东西在条块中受到遵行，其权威性要超越于国家政策法规之上”，以至已经形成“直接领导讲话强于部门决议，部门决议强于行业或地区政策条例，行业或地区政策条例强于国家政策法规的上下权威倒置情况”。

分析指出，在中共官场，直接领导一言九鼎，下级对上级服从而超越国家政策法规约制的现实，直接导致了权力系统的人身依附与权力系统近亲繁衍的普遍现象。于是，“各种宗亲门第结网抱团，成为权力运行与传承的信托、纽带与中轴，而编织统领这个网络与集团者被奉为宗主，进而有的被推拥入中央常委，成为最高利益代表。”最后的结果就是“各个集团所听命的就是他们的宗主，而不会是摆于台面的中南海政令”。

前几年黑龙江农垦系统官僚公然宣称：“我们只听命于隋总统（隋凤富时任农垦总局书记），小涛（胡锦涛）与小宝（温家宝）的话在这不管用”，以及政法系统官僚经常公开叫嚣“我们就是法律，反对我们就是违法”，诸如此类的现象，就是权力割据下的帮系团伙将宗主的意志与指令置于国家法规与中南海政令之上的直接体现。

文章表示，这种权力运行模式在本质上类同于封建军阀割据形式下的“权力割据”，虽然中共的政治外在形式上还披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外衣，但事实上各系统只听命与受制于主宰自身的宗主。这也是石化系、政法系、军队系、宣传系，山西帮、秘书帮、上海帮等等山头派系泛滥成灾的原因所在。

这种权力割据的局面使得权力完全异化成团伙垄断、割据、掳掠的工具，“权力的私有性、团伙性、短期性、疯狂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而腐败成为了团伙效忠互信的凭证”，导致整个中国，从权力系统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超乎常理”“匪夷所思”的腐化堕落乱象，中国全局性危机正日益深重。

面对这种危局，不愿重蹈胡温被摆设的命运的习近平和王岐山们，祭出反腐大旗，试图通过反腐来摧毁权力割据的壁垒，重树中央权威，终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以续延中共的统治。

文章还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当局掀起的反腐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仍然是中共体制内权力系统自身的反腐，没有引入任何体制外力量，因而不能触及制度性腐败的症结。其结果是虽然“禁锁了几个宗主”，但无法在全面性上消除派系势力的割据，也无法深入基层使腐败连根拔起，“甚至对造成宗派繁殖的直接罪魁都无法追剿”，给人留下来选择性反腐与权斗的印象。

而要想真正根除权力割据，习近平当局必须跳出体制自我反腐的设限，转而动员集结全社会力量，从落实公民权利入手，到保障宪法实施的权威，切实保障选举权、监督权、言论权等等防范公权肆虐的公民权利，才能根除权力割据之祸，终结政令不畅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