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党媒刊文批中共官员对习近平现政权“畏而不为”跟中央反腐搞软对抗。外界分析这是清理中共官僚系统，敲掉一些官员的饭碗，起惊醒阻喝作用，并把律师拉进去进一步处理遗留的江泽民问题。

官媒配合问责条例批官员软对抗

28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条例表示，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

随后29日，《人民日报》刊文《官员“畏而不为”：表面消极怠工，实际是搞软对抗》。

文章称，中共官员中有两类现象值得警惕：一种是在强力反腐、干部能上能下的新形势下感觉“水土不服”，不适应当前的政治生态，以致畏首畏尾、不敢作为；有的则相反，走向另一个极端，无所畏惧、胆大妄为，目无法纪、行无底线。

文章表示，在高压反腐下，一些党员干部“不敢腐”了，但出现了“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问题。

“‘畏而不为’，表面上看是消极怠工、不作为，实际上是与中央强力反腐唱对台戏、搞软对抗，是以‘畏’之名替‘不为’之实找借口。”

文章将为官不为、庸政懒政怠政的危害与与腐败相提并论。

北京时局观察员：对阻挠改革的官员起提醒阻喝作用

文章还披露了的中共官僚体系内的这些既得利益的官员消极怠工。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颇表示，他们对习近平提出的改革，敢怒不敢言，就在底下消极怠工对抗，所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语中的，第一是对这些党员干部发出警告，一种提醒作用、阻喝的作用；

第二现在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在跟习对抗，我想习会清洗这官僚系统，敲掉一些官员的饭碗来督促这些官员们听话办事。

他分析，中共建党95年之际，中共政权的危机加剧非常深，无论是给警察长工资，还是最近传给军队、给官兵大幅度提工资，那都是局势非常的不稳，所以习就要把那个枪杆子、刀把子拽在手里以防不测，这是其一；

其二，现在出现维权派律师、死磕派律师，其实就这些律师来讲对依法治国是好事情，对公权力是有效、良好的一种制约，但是中共却非常不适应，所以出现7.09打压了这批维权律师，但是它又面临了现在各级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这些干部带头违反共产党制定的法律，令现政权对外的形象非常不好看。你口口声声依法国家，可是这些人明目张胆的带头乱法。

所以现在来讲，第一要拉拢律师，让这些律师为我所用，所以要在这些党政机关、企业让律师进入，充当法律顾问，让这些各级领导干部决定之前都要资询一下律师的意见。

他认为，在中共这个一党专制体制之下，法治首先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而中共这个党本身却不受到法治的制约、所有的法律的制约，所以这种措施来讲，很难不保证中共中各级干部做事披上法律的外衣在玩法治，有多大效性存疑。

郑恩宠：加强律师作用为诉江铺垫

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表示，中共党内文件本身就是违犯法律的，那么现在他要把这部分律师请过来，修改党章、起草党章都要听取他们意见，包括重大决策、刑责行为等六项执政，律师提供法律意见。

这些律师还为处置涉访涉诉案件、信访的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提供法律服务，参与处理行政附议、行政诉讼。

而此前中共所谓取缔法轮功的行动、采取7.09行动，在短短几十个小时里面打压三百三十个律师等，郑恩宠认为这些都算重大决策。

他分析，习近平可能有另外一个思路，“他想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冤假错案问题。所以说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决策的时候，一开始抓人的时候，一开始镇压的时候，看看律师的意见，能不能镇压。”

他强调：“我感到最起码他（习近平）是一种技术上、他的管理、他的治国理念跟中共之前的治国理念完全是两样的。”

他分析，“毛泽东是取消律师制度，他不可能请律师到党政机关来，这想都不要想；

邓小平搞政治改革，在六四镇压后，他从来没想到要请部分律师为我决策；

而江泽民是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他曾在一年里面对律师有六个批示。他在镇压、取缔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和在处理群体事件当中，他根本不会请律师来决策的。”

他还认为，习近平当局出台跟律师有关的几个文件，跟目前诉江大潮有关，“那么这里我感到二十万人起诉江泽民的案件，他有能力处理这个案子。所以说他把律师拉过来，哪些案子可以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