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开展海外“猎狐行动”以来，外逃贪官一直备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6月22日，“红通人员”第36号唐东玫从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截至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0人到案。

扎堆“潜伏”，美加澳三国最多

2015年3月，中共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启动了天网行动，目标是从中国逃往境外的腐败分子。2015年4月22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涉案人员名单。

按照100名“贪官”外逃的国家来看，美国名列第一，共有40人可能逃往该国。可能逃往加拿大的人数排名第二，为26人。此外，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新加坡都是外逃人员相对集中的国家。还有一些甚至潜逃到加纳、几内亚比绍、秘鲁等非洲及南美洲国家。

在归案嫌犯中，先后流窜到多个国家的人员占了近3成，有些潜逃超过10年。潜逃时间越长、追逃的难度越大。很多外逃人员在出逃前拟定详细周密的计划，变换身份。其中，上海倍福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丽萍外逃达17年，1999年8月逃往泰国，后长期藏匿于秘鲁，直至今年3月27日被劝返回国。

逃亡中的奢侈派

德国之声6月26日报导引述中纪委的系列文章中还列出潜逃海外贪官的种种行径：有的人“神通广大”，有多个名字和多张身份证，办了多本护照、港澳通行证，跑出去神不知鬼不觉，似乎从人间蒸发了。有的拿着贪污受贿来的不义之财，在国外开公司做生意，甚至当上侨领，成了公众人物，国家却从不掌握。

一些外逃的贪官，在国内有人前呼后拥，在国外也不甘寂寞，他们的生活是“很舒适”的。距纽约曼哈顿一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Edison），几乎成为华人天下，至少有100万多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房价位这两年连连攀升。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赴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买下12处房产，均在爱迪森市，然后就开始申请“政治避难”。

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

南方周末2015年4月报道，有人总结过贪官外逃的七步法：转移资产→家属先行→准备护照→疯狂捞钱→辞职/不辞而别→藏匿住所→获得新身份。

公开报道中，多数外逃人员选择将香港作为中转站，从香港离境后再辗转其他国家。像程维高之子程慕阳，就是从香港转道去往加拿大。

据国际刑警组织官网资料，程慕阳196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身高1.77米，是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的儿子，被位列100名外逃人员红色通缉令之中。

程慕阳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离开中国前，他是北方国际广告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香港佳达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00年8月，程慕阳经香港逃亡加拿大，居住至今。

2015年初，当面对加拿大华文媒体的访问时，程慕阳的女儿程颂莲如是回答“爸爸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别人眼里他是成功的商人”。

程慕阳只是特例，多数外逃加拿大贪官都很低调，只与圈子里的人交往。有时，外逃官员会跟有钱人出没在高档中餐厅里，但却极少参与华人社区活动。

外逃到加拿大的贪官基本以花老本为主。有些资金雄厚者看准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比较红火的时机，靠做房地产生意赚了不少钱。

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外逃人员在温哥华主要居住在两个地方，一处是距离温哥华三十多公里的卫星城，那里的房价比温哥华最好的区稍低一点，消费水平与市区相当，“风景优美，重要的是比较隐蔽”。

很多时候贪官出逃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或为了家人，更多时候还要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因为贪腐很多时候是一条链，所以暗中互相帮忙出逃的人很多。

逃亡中的悲惨派

但也有外逃贪官说，逃亡其实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浪迹天涯，日子并不好过。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亲人不得相见，恐惧无所遁形。

逃往美国长达13年的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沙河支行保卫科原经警朱振宇，因没有合法身份，语言又不通，靠打工为生，过得很辛苦。实在待不下去了，只能潜回国内工地打工。

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大敦村原党支部书记吴权深，外逃期间过著颠沛流离的生活。因为担心警察盘查，不敢入住酒店，更不敢与亲友联系，只能整天待在偏僻的出租屋里看电视。在移交回国的那一刻，吴权深反而长舒一口气：我终于得到了解脱！

被称为“中国第一女巨贪”的原温州市长助理、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出逃后曾辗转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最后藏身于鹿特丹市一间地下室里惶惶不可终日。被捕前，她时常一个人绝望地哭泣。当荷兰警察宣布对其实施拘捕后，她的情绪反而平静下来。

西方国家不愿和中国签引渡条约

德国之声6月26日报导指，中国在追缉外逃腐败分子的“猎狐行动”中寻求加强国际合作。但西方国家不愿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原因之一是对中国司法体系怀有质疑。在中国犯罪嫌疑人受刑讯逼供的问题仍然存在，同时司法独立性难以得到保障。此外，一些国家表示，中国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路透社报道称，在追拿外逃贪腐人员的过程中，中共政府一直尝试获得更多国际层面上的支持。但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提供协助，或与中国签署引渡协定。有人权组织表示，刑讯逼供在中国的情况相当严重。此外，一些国家表示，中共当局不愿意提供被捕嫌犯的犯罪证据。

中共官员此前曾抱怨称，西方国家不愿与中国签定引渡协议。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没有引渡协议，而美加两国均是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喜欢潜逃的国家。

中共官方至今未公布确切外逃贪官和资金数字，根据社科院2010年的数据指约1万8000人左右，携带款项达80000亿元人民币。不过中国多数已退高官和学者证明，中国贪官卷走资金是天文数字，至少2万亿美元（2万亿美元，近13万亿人民币），大部分流入欧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