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篇来自大陆开明派知识分子的文章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初期的京中“四君子”，这四人在1989年“六四”后命运迥异，多人离开官场甚至出走中国，其中只有王岐山后来转而成为配合习近平主政的反腐大将。

当年京中“四君子”被重提 王岐山另一背景引关注

有“习近平导师”之称的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近日在大陆共识网发文指，大陆改革的关键是清理弊政。文章在介绍中共上一轮改革初期的故事时，提到“四君子”。据指，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4个30左右岁的年轻人。他们研究倡导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在政策研究乃至决策圈里有一定的名声和影响力。

文章说，后来河南省委书记刘杰邀请其中的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外，2016年第2期《炎黄春秋》刊登文章《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缅怀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作者李湘鲁曾任赵紫阳秘书四年。李在文章赞扬赵的开明思想和品格之余，还特别提到“四君子”。

文章提到，赵紫阳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意见。1980年，当时尚未成名的京中“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给中央写信就经济工作提议。赵看到文件后通知他们当面来谈。这是北京第一次和自发组织的年轻人就国家大政方针开展的对话。后来组建了农村发展问题研究所（即农发所），王岐山任所长。

公开资料显示，1948年出生的王岐山，1969年中学毕业后，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王岐山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1982年后的六年里，王岐山一直都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充当幕僚的角色；历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发展研究所所长等职。

1988年，王岐山开始获得重用，先是被任命为“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后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直至中共十八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任中纪委书记。

而在外界看来，习近平让王岐山担任反腐大将，而没有担任主管经济事务的总理，着实令人惊异。

中共官场变异 “四君子”命运大殊

1989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天安门“六四”学运及大屠杀事件，之后，“改革四君子”中只有王岐山一人留在了政界，其它三人都选择了离开。

其中，翁永曦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为企业家，兼任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研究员。

2013年8月26日，薄熙来案庭审结束当天，《南方人物周刊》曾发表报导《九号院的年轻人》，其中以较大篇幅记述了前副部级官员翁永曦。

文章说，翁永曦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翁永曦说，“我是良民翁永曦。”

据报导，1980年代初期，名噪一时的翁永曦，朱嘉明，黄江南和王岐山都先后受到重用。特别是翁永曦，毕业后被直接安排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官拜“副部级”。

而薄熙来家的老三薄熙成当时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办事员，嫉妒心强的他寻机搞掉翁永曦，他在故纸堆中发现了翁永曦发表在1976年《人民日报》上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就利用老爹薄一波的便利，把文章直接送到了邓小平的手里，邓大怒。尽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力保，翁永曦还是被下放到地方担任县委副书记。

也是赵紫阳经济智囊的原京城“四君子”之一朱嘉明，曾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也是《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1989年“六四”后，朱嘉明出走大陆。1990年10月至1993年8月，先后担任民主中国阵线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长和《中国之春》董事长。现为维也纳大学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客座教授。

“四君子”中还有一位是黄江南，他于1989年前曾任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1989年“六四”后受影响离开官场，曾任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董事，并任查顿中国南方并购公司董事会主席。现任梧桐树资本高级合伙人兼董事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