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的著名话题人物“大师”王林，终于彻底栽了。中国各权威官媒不约而同地报道：王林因涉嫌雇凶杀死反目的“关门弟子”邹勇而被捕受审。网上流出的审讯画面上，大师再不复往昔神彩，形容消瘦沮丧，无异于常人。
从媒体报道来看，王原本不过底层混混，并多有劣迹；他的“神功”也并不算太高明、新奇。那么，像王林之类的大师为何却能长期走红，坐拥众多名车豪宅，官员、明星、商人趋之若鹜？
对此，许多报道和分析似乎并未切中要害。其实，官员及其权力才是王林的最核心资源，明星不过是用以贴金的道具，甚至也是其敛财对象，商人才是其主要猎物。在中国社会，权力才是最硬的硬通货，权力不仅支配主要的社会资源，还是真理的裁判者——至少在普通百姓的眼中仍是如此。因此，王林利用其机巧结交上官员，才是发达的关键。
仔细探究王林的经历，他发达的最关键转折点在于，成功地“俘获”了原江西省公安厅厅长丁鑫发，由此叩开了他打入官场的大门，完成最关键的原始积累。由此便一通则百通，奠定了后来的王林神话的根基。
总结起来，王林成功的要诀在于，俘获一个官员后，不仅利用这个官员的地位和权力为自己直接牟利，还借此巩固和放大自己的光环，尤其利用这个官员而结交更大的官员；而高官则是无意识地成了王林塑造自己光环的道具和大旗——其实在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往往把与高官的合影作为其重要的形象资本。
有了官员和权力直接或间接背书，在众口相传的共振、叠加效应下，加上王林精于包装夸大的“经营”天赋，大师神话才越来越耀眼，才有大量名人和商人攀附。王大师所依附的生态链上，官员尤其是高官仍位居最顶端，而王则利用其机巧吸附在这些官员身上，构成食物链的第二级，下面依次是名人、小官、商人。
如果说各路名人结好王林主要因为王的名气，那么商人包括低级官员的攀附则主要看重的是王林的权力资源。导致王林大师现形的“关门弟子”邹勇，便是典型例子。他之所以愿意不惜重金结好王林，根本原因其实并非是仰慕王的神功，而是王林的官场资源。王林官场资源确实也给邹带来过巨大的利益。
据报道，邹勇找到王林说申请了一个大货场赣西电煤项目，省市两级都批了红头文件，并打了很多报告，但国家都没批下来。当时全国都在清理小货场，邹的货场也接到通知说要关闭。因此王林联系了刘志军并见到了他。见面只有几分钟，但最终刘志军批给了邹一个铁道旁原本待拆的货场，改建为大型煤炭储运中心，还配给了他几条货运线。这也成就了邹勇的巨额财富。
表面上看，王大师现形是因为：了解他底细并握有实据的原关门弟子，与他反目成仇，进而一心要扳倒他，不断拼死控告揭发；同时，各大媒体跟进曝光。但根本原因则其实在于，他主要的官场宿主陈安众、朱明国等相继倒台，使他失去了权力的庇护。否则，对大师的揭发很可能早就被扼杀，甚至举报者也要身陷囹圄，也就无需后来涉嫌雇凶杀人了。
其实，即便邹与王林交恶并不断揭发，各大媒体纷纷曝光王林涉嫌诈骗、非法行医、非法持枪等“七宗罪”，当地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展开调查的情况下，王林仍长时间内逍遥法外，在香港、深圳、江西等多地来去自如——而且，在这期间，王林仍不时露面并都曾引起舆论讨伐。直到最后王大师涉嫌雇凶杀人，局面才无法收拾。
由此可以想见，若不是王林的主要官员靠山倒台，他仍然会安然无恙。如同周永康的“国师”曹永正，若非周落马，也肯定会继续发财、风光。因此，大师的垮台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他背后的权力资源和要揭穿他的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
相似的规律是：各路大师的影响力取决于，与官员关系的密切程度以及官员权力的大小。因此，与具有强大背景的王林等大师的大手笔相比，那些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民间“野生”大师，所干的都只是小儿科般的“小买卖”，所蒙骗的只能是底层无知百姓，而王大师却还每年都斥巨资对贫困家庭行善。其实，大师这一江湖行当如此，一些商人不也有类似之处？
王既无真才实学，道德也更谈不上高尚，而何以使那么多官员为他用？其实，即便位高权重的高官，表面上高高在上于芸芸众生；但风光的背后，也难免普通人的弱点：也不乏普通人一样的猎奇心、也会因仕途而像普通人一样的焦虑不宁、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畏惧死亡、像普通人那样在疾病面前变得软弱无助……而对于官员来讲，唯一而又最不缺的资本便是权力；而且在中国，权力至今几乎可以决定一切，而缺乏有效的约束，像刘志军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商人是破产还是暴富。
因此，如果说王林过人之处的话，其实也并不是他的“神功”，而是在于：尽管未受过像样的教育，但却是一个在社会大学中自修成才的心理大师，深谙现实的社会法则尤其是官员心态，并精明地为己所用。可见，他有着不凡的智商与情商，包括超乎常人的厚颜——这或许也可看作是情商的一部分。
因此，王林无疑是社会病态孕育出的奇葩。他像滑熘机敏灵活的狐狸，在体制的漏洞罅隙中穿行自如，大享其成。从他戏剧般奇幻的兴衰经历，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可能是最为重大的系统性陈年老病，即：公权力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只要权力的魔力仍漫无边际，类似王林的大师及其神话就仍会在中国不时产生。
《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