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劳动党不再设主席职务，作为第一书记的黎笋成为北越的最高领导人，领导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南越并入北越之时，1976年底越南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越南共产党，黎笋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共的最高领导人。黎笋在苏联的支持之下于1978年下令进攻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黎笋被授予列宁和平奖。黎笋在位期间，由于其亲近苏联的立场，导致越南与中共关系十分紧张，他否认中共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坚持越南拥有两岛主权。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去世时仍然保留着越共总书记的职务。
中共与越共，曾号称“同志加兄弟”;可是没过几年就兵戎相见，大打出手。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在不少大陆人眼里，越共是忘恩负义之辈，但是，在越南人眼里，中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左四)等合影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
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共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共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共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共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然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
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共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共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共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共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