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期)

A：像我这样去嘲讽发展，或是去反思发展的人，在中国可能也是比较少的，相对是属于异类了。一般人都觉得发展很好啊，国家就是要发展，所以有很多大陆客跑到台湾，从桃园机场一出来，一看台北的那个场景，就觉得比我们大陆的三、四线城市还比不上啊，就有这样一种自豪感，所以他们都很贪恋那个发展的成果。

但我对这样的发展一直持有一种怀疑，甚至也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比发展更重要的还有人、还有文化、还有文明本身。但是在中国，一边看起来是很快捷的发展，一边是环境的倒退，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各种关系被切断，人活着也特别没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有比发展更重要的东西存在，但是大家好像都忘了。我的作品一直都在关注这种高速发展下的人的生存境遇。

所以我看到家乡的那个广告牌，非常代表当下这些决策者的发展观吧。

我纪录片取名《大陆朝天》，它是大陆的一句谚语，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引用这个词，是想表现中国发展之路上的阶层对立，有权势者跟无权者、富贵人跟贫寒者，包括城里人跟乡下人、上层的人跟下层的人，其实有很多尖锐对立的矛盾，但是他们又不得不互相走在同一条路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很想说的，这条路它肯定是象征了国家发展之路。

Q：您提到对于中国官方以发展为首要目标，吹捧发展的口号让你觉得很反感。但从全球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经济从2008年一直持续成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也把中国的发展当成尺度，去衡量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效能，也提出中国模式或许也是西方可以学习或模仿的目标。您如何回应这样的看法？

A：不同人或不同的国家他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追求只是效率、效能，那中国确实是很好。你可以忽视其它的，忽视人的本身，因为所谓的效率、效能都是靠人去体现的，如果人都活得不像个人的话，那所谓的效率有它的价值吗？就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想要很物质、功利化的，很市侩化的追求目标，那就去追求好了。

但我更多的体会是，人要活得像个人，我觉得比所谓的物质化更高的价值观念是存在的。但你说的恰恰是现在现实的一部分，尤其西方国家现在跟中国交往，他们原本还会谈人权，现在几乎不谈了，就完全是做生意了，中国带着很大的钱，跟法国买空中巴士，一买就是几百架，这样的事件越来越多。

我觉得整个世界也都在追求着这样的发展观。所以我这个影片，只是批判中国和当局这个模式，我对整个的发展价值观念，持一个怀疑态度，因为追求这个表面的发展，而忽视发展背后，人的本身，我觉得最起码这个发展是不均衡的。

但有时候我也很矛盾，我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比如说原来从我的老家湖南去北京，要坐二、三天的火车才能到。现在高铁开通之后，很快只要5个小时就到了，飞机更快，我也享受到了。但是当我知道这些老百姓真的不是很幸福，我觉得我宁可不要那样的发展，我宁可多坐二天的火车。如果说我的便捷与幸福感是建立在牺牲掉那些底层的人的基础上，我宁可不要。当然我的想法并不代表一种标准答案。

Q：纪录片在中国像是不被承认的黑孩子（注：黑孩子是不被社会承认的群体，从出生就不能享受正常公民的各种权力）？

A：对。其实在中国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这样，而是我们这样的独立纪录片像黑孩子。在大陆的纪录片分二种，一种是官方的纪录片，像《舌尖上的中国》，那代表了官方纪录片的热潮。他又拍新疆、又拍台湾，有意识地传递这也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哪怕美食话题，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美食，会有意识型态的考量，像这样的东西也不被冷落。另外像CCTV（中央电视台）还有地方电视台等也都有纪录片频道。官方的广电总局也有颁发一些政策，要求各电视台要播多少时间纪录片，这说明他们还是很扶持纪录片的，但都是那种官方的，永远不可能播放我们独立拍摄的纪录片。像我们这样的纪录片，没有从官方的政策里受到过一点好处，相反还会受到打压。

Q：政府为了不让你们放映影片，还会用断电的方式？

A：所谓的拉闸断电，本来是政府的电力部门用来调节大城市用电高峰期的一个手段。但拆迁也用，面对顽固不同意拆迁的钉子户，政府就用断水、断电来对付他们，路都给你切断，不让你出去，你不可能坚持很久，大陆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就像创作上的钉子户，党的电影主管部门也用这个手段，控制我们独立电影的放映。他们会提前告诉放映机构，威胁说把你这一片的电给停掉，有些就不敢放了。我们遇到很多次，本来说要参加一个放映会，过去却发现停电了，电影开幕式的时候就给你停电，各地都有，尤其北京更普遍了。我们还开玩笑，要发明一个装置，让大家能够踩电影院的椅子发电，人工发电来放映我们的电影。这也是一个当代非常好的艺术作品，我们叫“人民发电机”，靠我们自身的力量带来光明（笑）。

Q：作为一个大陆作者在台湾出书，这本书在大陆目前还处在艰难的审查当中，可能要删去很多章节才可能完成，包括电影也被没收。身为一个作者，你怎么看待台湾？

A：我觉得发展的表面化与人的这二个因素，在台湾解决得相对比较好。最起码还有点人味，人还像个人，你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自由地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自由地出版你的书，可以自由地去拍摄你的电影，但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一个最不好的政府是去控制你的思想、做你的思想审查。中国海关，现在你带iPhone、iPad根本不管你，可是你多带几本书，他很快就会来查你，你背包里的他都要搜，一本一本地翻。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写的书，都有可能带不回去，我觉得很荒谬。因为我是写我的那片土地的人的故事，都不能被那片土地的人所看到，还要到台湾来出版，还要担心怎么带回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上次我一个朋友带一本《独裁者的进化》，海关一看到独裁二个字，就把它丢下去。我朋友据理力争：“你看这个不是写中国啊，这是写俄国啊！”海关看一看，就放行了。

（编注：《独裁者的进化》其实谈了许多独裁国家，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埃及、马来西亚、中国等，但封面上放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照片。）他们内部其实是有黑名单，但名单完全不向民众公布。书也很贵啊，花几百台币买回去，你给我查了，也不给我任何理由。一个小小的海关职员，他就担负起一个思想的审查官。你看多么荒谬，中共特色就是荒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