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到过中国一线大城市的人，都会惊叹高楼窜起之多、马路开展之快。然而，一片荣景的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血泪？

200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四万亿计画”。短短几年内，中国广阔土地上的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到10万公里，为全球之冠（美国接近9万公里）。这种规模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奇景，对中国政府而言，这也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奇蹟”。

导演张赞波为了记录中国高速公路光鲜背后的真实故事，由北京来到湖南怀化市外的中伙铺村。他花了4年时间，隐藏真实身分与拍摄目的，蛰伏在筑路工人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呼吸。

“就像电影《无间道》里面的卧底一样。”张赞波笑着回忆那段往事。

既是作家也是纪录片导演的张赞波，同时用笔与镜头记录一条中国高速公路的诞生与其背后相关人的故事。纪录片《大路朝天》仍在后制中，而《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一书，则早一步在台湾出版。翻开书，就像看见一部纸上的纪录片，导演所观察到的一切，跃然纸上。

表面上，大家看到风驰电掣的高速公路所经之处，无论农田、古树、寺庙、坟墓无一不让路。然而，外界看不到的是，修路过程频繁发生的各种工安事件、抗争、上访、黑帮介入，甚至是死亡；还有在高速公路建设工程的庞大利益上，自上而下的层层剥削和压榨；以及赶进度的面子工程背后，偷梁换柱的豆腐渣工程。伴随着利益共享，环境、品管、道德与良知，早已被抛诸脑后。

而这些事实，在媒体严格管控封锁的中国国内是看不到的。就像中国城市的拆迁问题所引发的激烈抗争，多半要在外国媒体或少数敢言的海外中文媒体中，方能见到些许披露。

张赞波并非纪录片导演出身。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文青，喜爱写诗、写小说。毕业后误打误撞念了北京电影导演学系，他当时学的是剧情片导演，从没拍过纪录片。

生命的再次转折，发生在2008年的夏天。当时正值北京奥运，管制严厉，许多北京人都想要“避运”。张赞波恰巧看到一篇关于卫星残骸掉落到“有人区”的报导，地点在距离他老家湖南邵阳200多公里的地方。他直觉地感到背后一定有可以挖掘的故事，立即动身前往。

一年后，张赞波的第一部纪录片《天降》诞生了。拍摄过程让他深刻感受到，在中国，现实生活往往比虚构的故事更加魔幻，甚至更加精采。这也让他从剧情片导演，转而一头栽进拍摄独立纪录片之路。

以下为去年9月张赞波在台湾新书发表会时，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纪要。

Q：为什么想以高速公路做为纪录片主题？
A：我有个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后来他辍学成为一个修路工人。大学时，他给我写过很多信，描述他工地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荒诞的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刚好2009年又赶上一个大的背景，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央财政投资4万亿人民币，主要流向高速公路的基础建设，去刺激经济，各种高速公路计画全都上来。因为当时湖南省长刚好是从交通部过来的，他有人脉、资源的优势，所以湖南建设高速公路全国第一。这个外部的环境，跟自己的感情刚好结合，我就做了这样一个拍摄。

Q：您在高速公路下蛰伏了4年，一个外人要进入到工地去观察、记录，一定要有特别的批准或程序吧？你是怎么进去的呢？
A：我通过从事修路行业的朋友，给我介绍了他一个同事所承包的项目，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就说我是个纪录片导演来拍纪录片，说所有人都享受到高速公路的成果，但是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一条路是怎么建成的”，所以我想来把这个过程表现出来，也想表现修路工人为此做出的牺牲奉献。就是用“相对比较官方的话语”。

Q：书中有些场景让人看了很难过，你拍摄时要如何保持客观？
A：我刚开始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时觉得情绪控制不住，很激动、很愤慨的时候手会发抖，甚至很想把摄影机放下来，过去打一架不拍了，因为看到太欺负人了。后来我觉得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也拍不成片子，所以还是克制自己的情绪，尽量把真实的影像留下来，这才是我应该做的。
湖南湘西有个风俗，在房子前面会建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土地庙一建起来，他们就会在旁边栽一棵树，敬神的时候就连这个树也要一块敬，这叫土地树，就是土地公公家的树，所以这个树一般是没人敢去砍它。
这个古樟树100多年了，其实那就是农民的嘛，他们也没有跟农民打招呼，就强行要把树移走，后来发生了矛盾。来移树的那个头，原来是一个官员，利用这种权力做古树买卖生意，赚很多钱，家产好几千万的。他就欺负一个那么老实的农民，人家祖先传下来的树，强行移走，甚至连钱都不想出，说话也特别过分，明显就是欺压。那时候我真是想过去跟他打一架（笑）。

Q：拍的时候没有官方的人来阻止你吗？
A：跟我的介入方式有关系。我是通过修路部门进去的，身分看起来像官方的，所以那些村民其实有好多把我当官方派来的人，有追我的，也有用石头打我的。我赶紧跑到很远，都剪掉了。所以那时我也很矛盾，因为也没法说清楚，如果我跟农民说我是个卧底，官方那就没法待了；我要跟官方说清楚，农民又会误解你。那时候确实很矛盾，无间道嘛（笑）。

Q：做为纪录片导演，用镜头、用文字语言，同时处理这样的议题，有什么特别感受？
A：其实对于我来说，影像也好、文字也好，都是表达我自己看到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或者是我由此产生的感怀，都是这样的载体，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当然在这二者之间，会有它的不同点。我觉得影像比文字更加直接、具象化，更有视觉的震撼力；但是文字比影像更加宽广，可以呈现很多眼睛之外的东西。因为拍摄纪录片，你看到的才能拍摄，甚至有时候你看到的都不能拍摄。
像我有很多场合，是不能带摄像机去拍的，所以才觉得可以用写作来表达。首先是出于一种弥补，或者说很遗憾没有表达完的这种意思，可以再用文字来表达。有很多背景性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文字来表现，所以我就去写了。

Q：你觉得中国高层政治的变迁在当地影响很大吗？
A：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吧，底层的人对政治的态度也不像知识分子所想像的，更多的是把这些政治性的东西当作八卦。虽然说薄熙来上台、垮台，包括开十八大，这些在中国当代比较重要的事件，但是在底层他会用一个非常怪异的、非常荒诞的东西来解构它。所以其实我要表现的是这个，里面有很明显的调侃、嘲讽。包括有一个工人非常喜欢薄熙来，他很喜欢看的一个节目是重庆电视的“天天红歌会”，每天要唱红歌的。薄熙来垮掉后，我就问他：“薄熙来垮掉，你是不是很难受啊？”他说：“我现在不喜欢他了。”
可能因为信息被封锁吧，其实大部分底层的人是没有独立判断的。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树立伟大的形象，都是包装起来的偶像。我过去也是这样，我在获得自己的独立思考之前也是这样，你说他好，我也觉得很好；你说毛泽东很光荣、很伟大、很正确，我们都觉得那就伟大、光荣、正确，不会去思考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没有一个独立的、公正的、透明的信息渠道，最后就会折射出来一个虚幻的倒影，所以这点就很好玩。（待续）

张赞波小档案
籍贯：湖南邵阳人。
学历：1998年湘潭大学中文系学士毕业，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
经历：创办渐近线电影工作室，专事独立纪录电影创作。作品一贯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严与生存境遇。

主要作品：纪录长片《天降》（Falling From the Sky，2009）、《恋曲》（A Song of Love， Maybe，2010）、《有一种静叫庄严》（The Interceptor from My Hometown，2011）、《大路朝天》（The Road，正在后期制作中）等，是当下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