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集结在北京西长安街六部口的坦克与士兵

6月2日凌晨，大兵进城 我在的摩托兵团日夜兼程，使我体力不支脱队。回家躺在沙发上便呼呼入睡。“大兵进城了!鬼子进城了!”的呼叫声和铁器敲击声划破夜空，也惊醒了我。这突如其来的喊声，犹如发生了强烈的地震，人们不顾衣着，从楼上、楼下，从胡同、街口涌出。 我急忙从阳台望去，正北，东风电机厂方向，黑压压的部队，正以急行军小跑的速度向南急进。紧追着部队的是密密麻麻，水泄不通，手无寸铁的市民们，部队行至美术馆附近的沙滩路段，再往南跑到了东安门北街我们路段时，激愤地迎候他们的邻里与随之而来的市民，向这支清一色上穿白衬衫，下穿蓝裤胶鞋的便衣部队展开围堵。人们手拉手正面拦截，人挤人侧面冲撞。“一、二、三”的加油声，汗臭味，骂声，投掷的废品，混成一团。 一名白天在我们隔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持枪站岗的武警，此刻却换成和眼前部队一样的便衣的士兵冲着部队大喊道：“畜牲!你们是人民子弟兵吗?……”市民们铸成的一道道人墙，一波波冲击，使得士兵们与其说是在前进，不如说是被震惊得无所适从，一个个像惊弓之鸟。一两千人的队伍的紧紧地挤在一起，像个大的铁板长形阵，排山蹈海般向百姓们冲闯。凭着他们这股疯狂的邪劲冲垮了市民的阻截。但很快，随之而来的是海水涨潮般的民众，用自己身体铸成的更加厚实的人墙，拦在了他们的面前。在百姓们“打倒专制和腐败!……”的口号和各色各样的叫骂声、手挽手的冲撞、拦截中，这些疯狂的士兵最终瘫坐在欧美同学会门前的路段上。他们都是一群不到20岁的孩子兵，此时此刻，我真想知道，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想些什么。大批的市民，向可怜的“孩子们”兵们展开了动情的政治攻势：“你们大多数是农村兵，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农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而政府官员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学生和我们走上街头就是为了反腐败，使国更富、民更强。我们本是同根、同源，……你们怎么能把枪口对准养育你们的百姓呢?…… 士兵们的头开始低垂。 此时，一个自称是政法大学的男学生，带头唱起“便衣警察之歌”，随之歌声四起。低沉悲切的歌声，感染现场。市民，士兵都动情地落泪，百姓和士兵的敌对情绪一下子化为了深深的鱼水情，场面至今难忘。市民们为赢得了胜利而喜悦，士兵们为理解了市民而宽慰，在人群的欢呼声和掌声中，官兵们态度平和、组织有序地退去了。 随后，人们纷纷绕过横停在路口带斗的大卡车，又涌向北京饭店斜对面的东单体育场售票处便道路段。这是一些被大批人群堵住的另一支由东向西驰骋的大兵。他们着装与刚才那支部队相同，不同的是这些大兵持有一口浓浓的新疆普通话口音。有人问一个兵：“你们是从新疆来的?”他没有回应，但他疑惑地问：“这都是北京人?”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我被挤压在一米多高的铁护栏处。随着压力的加大，我屏住呼吸，手死命地撑着铁栏，保护胸口，但无济于事。胸口最终贴在铁栏上，眼前开始冒金星。平时所讲的弥留之际的情景在我身上反复出现几次，我确实以为自己被人群挤压的正走向死亡。 一阵强烈的骚动后，压力突然减弱，部队退去，我全然不知，只见无数人头在晃动，令当时的我有种畏惧和绝路逢生之感。听人们在议论着往来的各种信息，如：西边有乘车士兵化装记者撞死市民，前门地铁冒出大批士兵，今晚要注意空降部队……。躁动不安使全城的市民、学生处于焦虑亢奋之中。这时天已大亮，早过了上班时间，但人们经过一夜的疲劳，加上不安的情绪，真正上班的是少数。可以说，6月3日这天北京处于“罢工”状态。人们有“大事发生”的不安预感，承重心理、愤怒情绪随之提升。 6月3日：不同寻常的招牌“暂停营业” 6月3日，接近傍晚，我到达六部口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门口，这里聚集了上千民众。戒严部队下午投掷的瓦斯弹味儿依然没有散去，经历瓦斯战的市民有声有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被炸的已送往医院。此时对面的电报大楼西侧门外突然放置一块“暂停营业”的牌子。这从未有过的“停业”现象，引起了我的警觉。电报大楼从打地基到建成，都是在我眼皮底下的事，但在我的记忆中，坐落在长安街紧邻中南海的电报大楼从未停止过业务，即使在唐山大地震时。其业务运行范围涵盖全国乃至世界。如此重要部门挂牌停业，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 天色渐渐暗淡，市民们在不同的街道路口忙碌着，设置路障，议论着，猜测着今晚将发生什么，以什么方式发生，发展……。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礼士路告急。 当天正是我父亲的生日，我很匆忙地为父亲祝寿后，将写好的家庭地址，电话，姓名放在西服兜里，以备不测。像有如此心理准备的人绝非我一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凡是有血性的人，这种举措并不奇怪。 我去了天安门广场，参加严家其先生主持的“民主大学”。在广场西北角巧遇欧美同学会的朋友牛先生，话题是政局及事态，重点关切点是今晚是否会开枪杀人。我坚定地判断，想用大棒刺刀近距离搏杀，突破数百万市民筑成的道道防线，这占领广场的20几万大兵，绝非是被激怒的，红了眼的市民学生的对手。况且，部队是军命难违，内心并非铁板一块，要杀出血路扫荡广场，只有真枪真炮。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 晚11点左右，广场高音喇叭发出紧急呼吁“集中木棍，柳条帽，……，礼士路告急，……请求市民支持……”就在这时刻，天安门西北角出现急促骑车而过的市民：“开枪杀人了!不是橡皮子弹!”并指着身上的血迹。顿时人们热血沸腾，大有献身时刻到来的气氛。群情激奋的市民形成人流，顺西长安街方向奔去。 西单——血腥之夜 当我们这一群人接近西单路口时，前面密密麻麻的市民挡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密集的枪声越来越近。人们四散，撬便道的方形地砖，拆铸铁的花园栏杆，找附近的木棍，这些都成了近战的武器。十字路口南北方向停放着用作路障的加长无轨车，相互连接，长度几乎横跨南北便道。枪声已连成一片，犹如传统过年燃放的炮竹。从枪声判断，部队已冲过民族宫。 突然，咚咚的撞击声使得路障——无轨车前后晃动，车顶上的人群纷纷摔落。是中抢，还是因车不稳而跳下?不得而知。很快消息传来，撞击车体的是装甲车，意图是撞开连接的无轨车路障，为紧跟其后的大兵开路。但数次撞击没能得手，便转向宣武门方向驶去。另一辆向北边西单商场方向驶去。此后有人证实，广场出现的装甲车，就是由西单驶过去的。 震耳欲聋的枪声，已逼近西单路口，只见几辆长长的无轨车被激怒的市民点燃，一道长几十米，高十几米的火墙，顿时由地而起。南北火墙的缺口处，冲过大批带着钢盔的士兵。砖头瓦块不堪一击，市民带着仅剩的武器——骂声四处逃散。 我们一群人冒着由西单方向射来的密集子弹的疯狂扫射，快速穿越西单商场的横马路进入了皮裤胡同，其中一位不相识者，被子弹击中倒下;随后看见进进出出的车上躺着死伤者，有一位胸口中弹的伤者，鲜血湿透了上衣。又见一辆130型卡车，从我们眼前驶过，汽车上有几位血淋淋的伤者。此后源源不断地轻重伤者被市民从枪弹横飞的险地抢救出来。人们用工地的手推车(很小的三角形斗车)，自行车，背着的，抬着的，总之用一切可以用的东西，方式，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距西单十字路口北侧方向最近的邮电医院，二龙路医院，而相距不足百米之内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和北京市西城分局。高教部是一个管理，培养中国人才的部门。另一个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公安局。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大批被抢救的伤者从这两个部门的门前抬过，不足百米处却有多名血淋淋的市民，学生的尸体就停放在隔壁医院。 人们依然在无奈的最脏的骂声中忙乱着，用最能泄愤的语言充斥着当时的血腥愤怒的气氛。眼泪哭干了，嗓子喊哑了。我敢说，如果身边有炸药包，英雄式的人物一定层出不穷。当时就有人传说：一位年轻的司机独自驾驶着公交车，直奔天安门方向。 天色依然漆黑，大约是4日凌晨四点左右，天安门方向传来此起彼伏“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我的心里发紧：广场——完了。 电视机上闪现一行草字 我们踏着地上的血迹，走到大木仓与新皮库胡同夹角处，猛然听到邻里的叫声：截住他!截住他!一位敦实，前额系着白布带的学生已跑到我的眼前。我不知道哪来的邪劲，一把抓住他，顺势将他死死地顶在墙角边，他拼命地想要从我手中摆脱，并大喊，放开我，我要报仇，我的同学被他们打死了。我怎么可以袖手。街口外的零星枪声不断，报仇无疑送死。一番折腾，总算是按住了他，在场的邻居送来了糖水，他慢慢地平静了下来。2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这位有情有义的白面书生。 天色大亮，我回到父母家里，院子里静得出奇。我看到父母在哭，妹妹在哭，妹妹身边几岁的孩子也用手在抹泪，见我进来，嘟囔着说，二舅，解放军杀人了，很多人! 大约上午9点左右吧，我打开电视机，电视没有节目，屏幕上一片灰白。就在此刻，屏幕突然闪见一行手写的草字：“一个政权行将灭亡的时候，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几秒后消失，屏幕恢复一片灰白，虽然没有图像，却听到声音极低的京剧小常宝清唱，是《仇恨入心要发芽》唱段。电视台如此大胆的壮举，建国以来实属首见。遗憾的是，这位制作壮举的勇士何许人也，下场如何，至今仍是悬念。 为了缓和屋里的悲愤气氛，我播通了附近邮电医院的电话，询问死伤人数，值班人员告知死亡67人，因该院人员不足，药品紧张，血源用尽，人满为患，不得已将后来的急救伤者推向其他医院。 下午，我同妻子回自己家去，途经西四北大医院，见到医院门口处贴出几名党员退党声明，再往东，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北门，长长高高的大红围墙上写着醒目的标语：“油炸邓小平!打倒李鹏!血债要用血来还!……北海前门路边上有辆被烧焦的中型面包车，骑车者中不时有面对中南海发出骂声的人。 当我们走到我家附近的东安门北街时，扑面而来的场景是，路面几乎被砖头瓦片覆盖，各种路障横七竖八。我们所住的楼房对面，围墙上，是直径约一尺左右的弹孔，……“宋(指我)没死!宋没死!他们回来啦!”邻居从楼房阳台上兴奋地呼喊。我两天两夜没喂的爱犬，隔着玻璃窗激动地狂吠。是的，我活着回来了。可此刻又有多少北京的市民，学生却永远回不来了…… 6月4日：奇怪的隆隆炮声 带血的夕阳已落西山，这是6月4日的傍晚。我换上一身黑色的西服，黑色的领带，独自下楼。邻居劝阻，呼唤，我当作耳边风。不时的还会听见零星、散落的枪声，屠杀的血腥味依然浓厚。我用燃着怒火的双眼，藐视着从我身边猫腰绕过的，全副武装的大兵巡逻队。我这胆大妄为的怒视挑衅让邻居担心，他们说：“宋书元疯了!” 我没疯!和我一样的人民百姓没有疯!几十年中国人委曲求全，苟且偷生，让世人鄙视。唯有6·4的血，以气吞山河的悲壮洗刷了我们身上的耻辱和卑微，让我们回归了“人”的伟大称号。反之，无人性的政府，逆子兵，却被永远钉在了罪恶的耻辱柱上。 晚上7、8点左右，北京的西北方向传来隆隆炮声。一声，两声，三，四，……，市民不再数了，也数不清。炮声一直持续了1小时。楼下的邻居纷纷猜测，这是恫吓北京市民?是威慑不安分的部队?是有部队哗变起义?是持有不同政治倾向的部队开战?……，百姓期待人民军队反戈一击……。炮声嘎然停止。20年过去了，仍无人揭开谜底。 六四之后的几片疑云 一个朋友告诉了我一个他亲历的事情。北京有一个马场，专供驻中国外交人员，大款骑马消遣娱乐，他是马场的老板。六四后，老板按照惯例到京西山区农民家购买草料。当地山民讲，6月4日后这个山区开始戒严。小羊倌指着不远的山坳告诉他，还有从京郊方向飞来的直升飞机往返起落于这人烟稀少的山坳。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这里没有军事基地，不是军需仓库。除了杂草乱生中隐约可见的羊肠小道，没有一条可供车辆行驶的公路。近来的直升飞机打破了这山坳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平静。极不寻常的封山戒严，无疑是有什么诡秘被掩盖。 六四过后的几天下午，我看到由几十辆野战军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从南边天安门方向缓缓向北开来。每辆帆布车披挂着绿色的伪装草，而车篷尾部双扇帆布窗，呈八字型半开状态。一个士兵与车头反向呈平卧姿态，手握轻机枪护驾车辆。每量车的装束、军人的姿态、轻机枪都一样。 尾随车辆而来的市民讲，车是从天安门广场开出来的。据说车上运的是广场垃圾。这一说法，与我了解的情况吻合。北京有庞大的成千上万人员的环卫力量，车辆数百上千。终日负责天安门及周边的环卫工人，六四后一段时间内却被军警代劳，难道不令人生疑?76年天安门事件的《四五》之后，有位环卫工人告诉我，当年4月6日清晨，他处理过广场的斑斑血迹。六四清场后的数日，据说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草丛及天安门西侧28中学红墙外的草丛里都有被草草掩埋的尸体被人发现。联想6月4日傍晚隆隆的炮声，几天之后神秘的垃圾车，直升机起落偏远山坳，一个毁灭杀人罪证的事实已呈现在人们的眼前。而这样有序的、环环相扣的实施，不能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早已拟定好的预案，其卑劣可恶令人不寒而栗! 六四之后进城军队要员张弓撒谎说没死一人。国防部长迟浩田撒谎说广场没死一人。电视台请来两位人民大会堂一男一女，信誓旦旦地向世人做伪证：没有听到广场有枪声。 我所认识的儿时朋友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被打死在西单附近的民族宫。我原单位“北京机电研究院”职工赵天仇及设在该院的“北工大分校”的刘XX都死在广场。医生讲，这两个伤者是市民从广场抢救出的，送来时已经死亡…… 20年过去了。可当年人民的军队把真抢实弹对准手无寸铁的人民，甚至用坦克压过人民身体的血雨腥风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悲愤难抑，使我内心深处的伤口难以愈合。中国人民由此用血与火铸成的丰碑，也一直在我心中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