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谈器官移植，那我们必须谈一下中国刑法下死囚的权利。哪怕这个死囚不是错案，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杀人犯，那这个犯人有权利吗？死囚的器官使用有规定吗？需要家属同意吗？还是毙了就可以器官随便用？死囚对自己的器官如果没有任何权益，那又有哪些法律条款能够保证中国的死牢不是器官移植的提取库？

质疑器官移植的病人是愚蠢的，因为我相信中国不可能只有一个章含之作了器官移植。质疑医生也是愚蠢的，中国只有280万名医生，除了已经被病人家属在走廊里杀死杀伤的之外，我们真的还要质疑这些中国健康最稀有的资源吗？那我们质疑谁？

去追寻聂树斌的肾移植到谁的身上没有意义，去追究聂树斌错案的原因来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则是有意义的，是唯一能防治更多冤案的措施。如果聂树斌的器官真的被移植采用，那么其他犯人呢 ？固然聂可能是冤案，那如果不是冤案的死囚的器官被任意采用呢？我们要不要保护死囚的人权以及他们的器官？

这是我当年作为病人家属不敢面对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太多道德问题、利益问题、亲人的生死问题，这些问题的沉重有时候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当社会的“恶”给我们带来利益和方便，我们选择合十，说一声阿弥陀佛，感谢老天爷的厚待。而对于“恶”，我们假装看不见。我妈妈换肾的过程中，这的确是我们的行为。

我对散布谣言的人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目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也许跟章含之和我根本没有关系，这些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去揣摩，更不值得去起诉。

但公众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吃惊。没有人去探讨中国司法问题，没有人询问中国医疗制度中器官移植的细节，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等都恐怖，这是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的原因。

因为有这种群氓，法治的公民社会总是跟中国社会擦肩而过。群氓的社会对公正不敢兴趣，他们对所谓公正的关心是伪的，是一种发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会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长时间的不公之后，这种群体只需要找几个“罪魁祸首”出来，让大家发泄一下，批斗鞭尸，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

这种狂欢在中国有随时爆发的可能。狂欢后，这个社会可以立刻回到打酱油的状态，沉默地忍耐着下一轮的暴力和不公，一直到下一个“罪魁祸首”的诞生。中国要依法治国，每个人必须从受虐者变成公民，这不是单靠政府就能完成的，而是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要自我完成的—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都必须开始关注我们的权益，包括死囚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