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投资人索罗斯(George Soros)近期接连发表关于中国的评论，继公开指中国经济无可避免会出现硬着陆，他在接受德国杂志专访时又指出，中国要用市场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不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要反贪成功不能没有独立的媒体。面对索罗斯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中国官媒群起反击，新华社批评索罗斯是“选择性失明”，但面对其政治改革和独立媒体之言，中国官媒却变成了“选择性失聪”，自己装作鸵鸟，听而不闻。因为索罗斯一句击中了中国的要害。

中国官媒这种反应恰恰证明了独立媒体的重要性。也许有人会辩护，周永康这种超级老虎都打下来了，中国反贪还会不成功？中国之所以会打下周永康，是因为新的领导人要反贪，要树立权威，成功因素是建基于人而不是制度。如果新领导人换成胡锦涛那类人，我相信周永康依然是被受景仰的退休领导，在政治上继续发温发热。

治国不能靠明君，制度才是永恒。周永康之出现，其实代表着中国防腐机制出了问题；而要在周永康下台、新领导人锐意反贪，才能揭露周永康的腐败，把他打下来，也代表着反腐机制出了问题。成功把周永康打下来，并不值得高兴，反而叫人心惊，显示中国防腐反腐机制荡然无存，官员腐败已经到了如斯地步。如果在当今的领导层再出现一位周永康，是否也可以把他打下来吗？是叫人怀疑的。

索罗斯的话没有错，中国反贪要成功不能没有独立的媒体。独立媒体，有天生的机能可以促进防腐和反腐机制的良性发展。因为媒体独立生存，就需要面向市场，需要面对竞争，读者变成了媒体的老板。就算有的媒体与政府同流合污，它最终也会被读者唾弃，就算政府把它养起来，但它的影响力也会丧失，被其他维护读者利益的媒体所取代，因此为民发声、监督政府成为了独立媒体的生存之道。只要媒体发挥监督作用，官员腐败行为被揭露的机会就会上升，对官员的震慑作用就会提升。

可是，当前中国的媒体（用宣传工具来形容可能更恰当），却是官方的禁脔，只要中宣部一纸之令，媒体就得删稿删文，空间正不断在收缩，难怪道中国媒体人也出现了逃亡潮。箝制增加，人才凋零，中国媒体业已陷入了恶性循环，南方报系之路就是中国媒体发展的缩影。

索罗斯说中国要用市场方法解决经济问题，不能没有政治改革。同样，中国要有新闻自由，也不能没有政治改革。中国的专制体制一天不改革，新闻自由一天都不会到来。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有人曾经说过中国只要富起来，中产阶级出现，就会推动中国民主改革，挡也挡不住，可是现在看不见。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后，也有人说中国对言论的箝制将更为困难，中国的言论自由将会得到改善，可是现在看见的却是越来越高的防火墙。这些乐观看法，在中国只能是个梦。所以，期待不付出中国就会自然演变出新闻自由，也只能是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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