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曾经的“东方之珠”，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地方之一。

众所周知，香港的繁荣奠基于“自由”和“法治”两大基础。“自由”就不多说了，“法治”也就是以行政与司法，来确保能够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与利益。而“法治”就强烈依赖广大“文官”不偏不倚的奉公执行。

可是，最近却有超过百万香港人上街，反对香港政府的“送中条例”，强烈表达对香港“法治”的不信任。这显示出自从“九七回归”后，文官系统的独立性已经江河日下，无法跟港英时期相比了。

有许多评论者于是批评共产党的文官水准如何不如港英时期，这些评论都很有道理。但是文官系统败坏的关键，还是在于共产党和共产制度。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史上也是有极高水准的文官体系的。

中国的文官
论文官，我们不得不先说说文人。而提起“文人”这个词，现代人可能会马上联想到是指那些从事与文学或历史方面工作有关的人，如：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媒体及出版社的文字编辑等等。其实，如果要按照古代的“文人”的概念来衡量，现代的这些“文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为什么呢？

真正的中国文官重“气节”
我们谁也不会否认汉朝的司马迁、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他们是文人。还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等，都是文人。可是，我们却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古代著名的文人都曾在朝为官。

有为官至病逝于任上的柳宗元，也有只做了三年翰林学士就弃官而去的李白。有官拜丞相的王安石，也有一生中基本上是充当幕僚（相当于现代政府部门小文书）的李商隐；甚至他们有的别名都带著原来的官名；如后人也把李白称为李翰林；杜甫称为杜工部。也就是说，这些先贤首先是朝廷（现代称政府）的官员（文官），而后才是文人。因为他们的很多传世的作品都跟他们为官的这段经历有关联。

司马迁
其实，中国的文官（文人）不管能力如何，首先重视的是“气节”！

我们先说说司马迁。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天汉二年（西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当朝权贵及汉武帝，被送进监狱并被处以腐刑（宫刑）。但他并没有因为遭受此奇耻大辱而屈服或去说假话，而是在狱中忍辱负重的活下来，并继续其《史记》的撰编工作（三年后他被赦出狱）；一直到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恢弘的历史巨著。

《史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研究影响深远；《史记》不仅语言生动的记载著中国历史的沧桑变化，同时也是一部相当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仍然是很客观的记载著李陵将军的事迹，并没有因为被赦出狱，怕再次入狱而说假话。司马迁不愧是一位有气节的文官。

白居易
我们都知道白居易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杜甫并称唐诗三大家。白居易从29岁中进士开始为官，到了70岁还挂著官职（闲职），在唐朝出名的文人中，白居易算是任职很长时间的文官。

白居易在任职期间写过很多的“讽喻诗”，从皇帝到朝官，他都批评过。很出名的诗篇如在〈长恨歌〉中批评唐明皇李隆基：“汉皇（实指唐明皇）重色思倾国”、“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在《卖炭翁》中批评宦官：“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等等。

唐朝和宋朝是政治上很开明的两个朝代，官员因言获罪于当朝权贵甚至是皇帝时，最多是被贬官（调出京城到地方为官）。你换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谁要是敢写文章公开讽刺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荒淫无耻的共产党领导人，我想可能马上会被抓去坐牢。

白居易并没有因为写了这两首“讽喻诗”而获罪。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君一怆然！”

皇帝亲自为一位文人（文官）写悼亡诗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更何况这位文官还曾经写诗批评过唐宣宗的先祖唐明皇！由此事可见，敢于说真话的文官，在历史上都是受人尊敬的。而那些善恶不分、附世趋炎之辈，只会受到人们的唾弃。

苏轼
北宋的苏轼在诗、词、文、赋、书法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成就。而作为一名文官，虽然他一生的仕途坎坷多变，但他却能严守一位文人或文官所应有的气节。

《宋史》评他：“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陆游更是对苏轼十分景仰：“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渭南文集•跋东坡帖》）

相传苏轼自岭南北归常州
后曾用尽积蓄购房一处，准备迁居此处。一晚踏月散步，听一老妪哭诉百年老屋被不肖子孙典卖，苏轼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正是自己所买之屋。遂退还，且所用购房之钱一文不要，而自己却不得不借房居住，最后病逝于所借宅中。临死前，召子至床前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下地狱）。”

苏轼在他去世前写了一首绝笔诗〈梦中作寄朱行中〉，更是坦然的将自己比做美玉及春秋时代的名相郑子产（孔子曾称赞郑子产是“古之遗爱”）；读过《宋史》的《苏轼传》，看了苏轼的这首诗，不禁令人对其磊落的一生竦然起敬！

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能够名垂青史、历代受人敬仰的文官，他们都能够尊崇孔孟之道，真正的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得志时能洁身自好，修养个人品德；得志时就教导天下人也以修身养德为重）。”《孟子‧尽心上》

哲人日已远 典型在夙昔

到了如今，现今中国大陆的文官，就不需要再去去提他们了。

至于这些港特首及特区政府的那些高级官员们，曾经以身为“香港文官”之一而骄傲的你们，在七月一日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庆典上，还举著手宣誓要恪守《基本法》；就在你们宣誓的同时，香港却正在发生著最恶劣的违反《基本法》的“送中条例”……

文天祥的〈正气歌〉说：“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愿我中华儿女，都不要忘记昔日的哲人曾经教导我们，什么才是备受尊敬的“中国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