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日，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街区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一位示威者不顾土耳其警方投掷催泪弹继续示威。上万人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拆除伊斯坦布尔中部的格济公园，同时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记得第一次看到Daniel Etter的摄影作品时，不是在杂志、报纸上，也不是在网站上，而是在推特上。2013年5月，伊斯坦布尔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社交媒体都被相关消息刷屏，突然间这张一个手握土耳其国旗的抗议者的照片就出现我的消息推送中。我立刻被照片传达的情绪和抗议者挑衅的肢体语言震惊了，抗议者周围都是催泪瓦斯。这张照片立即走红，在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转载。现在甚至有人根据照片中的人物做成了一具雕像。“我没想到照片能这么火。”Etter 告诉我说。

　　Etter有拍摄爆红照片的诀窍。一位摄影师拍摄出一张爆红的照片就很幸运了，拍摄两张几乎就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然而Etter做到了，只是这次的题材是难民危机，而且这张照片刚刚获得了普利策奖。最近，我对Etter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专访，以下为具体内容。


2015年8月15日，安全抵达希腊的科斯岛后，伊拉克巴格达难民Laith Majid搂着儿子Taha和女儿Nour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这群难民从土耳其的旅游胜地博德鲁姆镇出发，乘坐一艘橡皮艇渡海。这艘橡皮艇上挤满了12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旅途中橡皮艇还发生了漏气事故。

PATRICK WITTY：你为什么选择摄影行业呢？

DANIEL ETTER：我觉得与我（35岁）同龄的新闻摄影记者都会告诉你相同的原因：第一次观看关于詹姆斯•纳赫特韦的纪录片《战地摄影师》时，我心里就种下了摄影的种子。当时，看到纪录片里孤独的詹姆斯•纳赫特韦为了拍摄一张影响世界的照片而苦苦追寻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知道这也是我想做的事情。

在多年的摄影工作中，当初那个浪漫的想法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努力发挥出一个摄影师应有的影响力的理念。事实上，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鼓起勇气前往世界各地去追寻自己的理想。



2011年4月5日，在阿富汗昆都兹省附近，比利时军队进行训练射击后，一群阿富汗男孩跑去捡用过的弹药。

PATRICK：你是德国人，现在在西班牙生活，大部分摄影工作都是在中东完成的。为何这么复杂呢？

DANIEL：我曾经搬到印度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慢慢向西方世界迁移。我首先搬到伊斯坦布尔，接着又搬到柏林，可能是有些想家了。不过在柏林待了几周后，我觉得这里的坏天气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决定搬到南方生活。我觉得生活在工作的地方很困难，我需要与拍摄对象保持距离。因此，西班牙正好满足这个条件，在地理上离中东不太远。

此外，如果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重大新闻事件都发生在地中海地区。比如说， 阿拉伯之春抗议、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难民危机和希腊的财政危机。因此，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地中海地区展开的，我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只是选择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生活。



2013年6月1日，一个抗议者将一个催泪弹扔向伊斯坦布尔的警察。上万民众聚集在一起抗议土耳其政府拆除伊斯坦布尔中部的格济公园，同时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PATRICK：在过去的几年里，你拍摄的几张照片都被广泛传播。你在伊斯坦布尔格济公园抗议期间拍摄的那张照片被反复转载，取得了很大的影响。给我讲讲那张照片的拍摄过程吧。

DANIEL：格济公园爆发抗议活动的时候，我正在前往乌克兰的路上，准备去那做一个摄影项目。在基辅着陆的时候我查看了下新闻，决定立即返回。当天的抗议活动就发生在我住的公寓前面，只是比伊斯坦布尔平常爆发的抗议活动规模更大。

我回来的当天晚上，抗议者朝着时任总理的埃尔多安的办公室游行。警察试图用催泪瓦斯将他们挡回去。虽然我戴了防毒面具，但仍感觉呼吸困难。

抗议者将附近一个露天足球场的移动围离搬来做路障，不过由于催泪瓦斯太浓烈，大部分人都躲在路障后面。有一个男子一直努力越过金属护栏，挥舞着一面土耳其国旗，直到最后倒下。这就是广为传播的那个场景。



图为一所学校里的母亲和她新出生的孩子。这所学校收容了150个难民，都是为躲避叙利亚阿勒波的战乱而逃过来的。

PATRICK：我看到你晒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用那张照片做了纹身图案。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反复转载甚至被做成雕像是什么感受？

DANIEL：一方面，看到这张照片对这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我很满足，同时也感到谦卑。另一方面，我还感到一丝忧伤。格济公园抗议是土耳其近期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最终的结果也没有像抗议者期望的方向发展。

埃尔多安的政府比之前更加独裁，近年来对批评声音的压制也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批评的声音是来自记者、科学家还是艺术家。类似格济公园抗议这样的事件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是小规模的和平抗议，如果稍微偏离政府的要求，一开始就会遭遇高压水炮和催泪瓦斯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