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六百多岁的乔叟。诗人晚年贫苦，曾因负债被告，乃戏笔写了一首谐诗，向自己的阮最老的诗魂，羹诉穷。亨利四世读诗会意，加赐乔叟年俸。不到几个月，乔叟却病死在寺侧一小屋中，时为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尸体则由东向的侧门抬入。但身后之事并未了结。原来乔叟埋骨圣殿，不是因为他是英诗开卷的大师，或甚么“英诗之父”之类的名义——那都是后来的事——而是因为他做过朝官，当过宫中的工务总监，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赁。七十多年后，凯克斯敦在南翼墙外装置了英国第一架印刷机，才向专方请准在乔叟墓上刻石致敬，说明墓中人是一位诗人。又过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国人对自己的这位诗翁认识渐深，乃于一五五六年，把乔叟从朱艾敦此时立像的地点，迁葬于今日游客所瞻仰的新墓。当时的诗人名布礼根者，更为他嵌立一方巨碑，横于硕大典丽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诗名由是而彰，其后又过百年，大诗人朱文敦提出“英诗之父，或竟亦英诗之王” 之说，乔叟的地位更见崇高。所谓寂寞身后事，看来也真不简单。盖棺之论论难定，一个民族，有时要看上几十年几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诗魂。

乔叟死后二百年，另一位诗人葬到西敏寺来。一五九八年的耶诞前夕，史实塞从兵燹余烬的爱尔兰逃来伦敦，贫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亲友遵他遗愿，葬他于乔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经由当年的同一道侧门。据说写诗吊他的诗友，当场即将所写的诗和所用的笔一齐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年，杜赛特伯爵夫人才在他墓上立碑纪念，可见史宾塞死时，诗名也不很隆。

其实盛名即如莎士比亚，盖棺之时，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纳的。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死于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年，在寺中才有石可托。一六七四年米尔顿死时，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败，在政治上，米尔顿是一个失势的叛徒。时人报导他的死讯，十分冷淡，只说他是“一个失明的老人，书写拉丁文件维生”。六十三年之后，他长发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临于诗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这一角，成为名诗人埋骨之地，既始于乔叟与史宾塞，到了十八世纪，已经相沿成习。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阅世小品》里已经称此地为 “诗人之苑”，他说：“我发现苑中或葬诗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 至于首先使用“诗人之隅”这名字的，据说是后来自己也立碑其间的哥德斯密司。

诗人之隅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传统而且不规则。说它是石砌的一部诗史吧，它实在建得不够严整。时间那盲匠运斤成风，鬼斧过处固然留下了核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实不少。例如石像罗列，重镇的诗魁文豪之间就缭绕着一缕缕虚魅游魂，有名无实，不，有石无名，百年后，犹飘飘浮浮没有个安顿。雪莱与济慈，有碑无像。柯立基有半身像而无碑。相形之下，普赖尔（Matthew Prior）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环侍，独据一龛，未免大而无当了。至于谢德威尔（Thomas Shadwel l）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顶，帷饰俨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哑然失笑，想起的，当然是朱艾敦那些断金削玉冷锋凛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讽刺诗犹如一块坚冰，谢德威尔冥顽的形象急冻冷藏在里面，透明而凝安。谢德威尔亦自有一种不朽，但这种不朽不是他自己光荣挣来的，是朱艾敦给骂出来的，算是一种反面的永恒，否定的纪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没有多大好处的。

诗人之隅，不但是历代时尚的纪录，更是英国官方态度的留影。拜伦生前名闻全欧，时誉之隆，当然有资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注定他是要埋骨异乡。浪漫派三位前辈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辈都魂游海外，叶飘飘而归不了根，拜伦死时，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吁，要葬他在西敏寺里而不得。其后一个半世纪，西敏寺之门始终不肯为拜伦而开。十九世纪末年，又有人提议为他立碑，为住持布瑞德礼所峻拒，引起一场论战。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诗人之隅的地上才算为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 “拜伦勋爵，一八二四年逝于希腊之米索郎吉，享年三十六岁。”英国和她的叛徒争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国上流社会的，是一个魔鬼附身的血肉之驱，被原谅的，却是一堆白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