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量知》中说：“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在古代，“师门”是非常神圣之所在，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老师与学生，或者学生与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的个别特例。
冉求为军阀敛财，孔子与其断绝“师生关系”

《史记》卷六十七记载：“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冉求是孔子的学生，很能干，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冉求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被鲁国的权臣季康子作为人才召回国内，担任季氏家族的大总管，此后一直受到季氏的重用。尤其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进攻鲁国时，冉求显示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谋略。他先是说服鲁国权臣们下了抵抗的决心，然后又亲自率军与齐国作战，打败齐军。由于冉求功勋卓著，季氏最终听取了他的意见，把其老师孔子请回了鲁国，孔子也由此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行。

但是，对季氏家族把持鲁国朝政的行为，孔子相当厌恶。在孔子回国的这一年，季氏为了积聚战争储备，决定搞税赋制改革，当时称作“以田赋”，就是说把原先只有战争时期才征收的军赋，制度化为不是战争时期也征收的税赋。要出台新政策，季康子就让冉求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听说要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于是坚决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季氏第二年依然正式“以田赋”。作为季氏的家宰、得力干将冉求，他当然是站在了季氏这一边，并为季氏的这次增收赋税制度的执行出了大力，要不然，政客季康子也不会那么信任他。

但孔子相当看不惯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敛财的行为，认为“季氏富于周公，而(冉)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有一天，季康子同孔子闲聊，问孔子：“冉求是仁义之人吗？”孔子回答：“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可见，孔子对于冉求的人品道德是有看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一天，孔子大骂冉求后，对自己的其他学生说：“(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那意思很明确，冉求不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显然，孔子的这句话就是一个与学生冉求断绝师生关系的严正声明。而且，这个声明流传了两千多年。

张居正违背礼制，学生们跟他断绝“师生关系”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赫赫有名，但是，他的学生们却曾经与他断绝“师生关系”。

张居正受李太后的重托，在辅导万历皇帝的学习以及施政上殚精竭虑，并且，他还针对当时吏治积弊，积极推行改革措施。正在他锐意改革，而且初见成效的时候，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明朝的规定，父母死了，身为官员的儿子必须回家守孝3年，称作“丁忧”，而实际的“丁忧”时间是27个月。

对于一个正在实行改革的政治家来说，27个月实在太长，何况张居正的大业才刚刚起步，时间宝贵，张居正毅然选择了“夺情”。所谓的“夺情”即大臣按照儒家规矩向皇帝申请回家守孝，但是，皇帝因为工作需要不同意其回家丁忧，这叫“夺情”。我国封建时期尤其是礼教鼎盛的明代，士大夫们极其重视所谓的“礼制”，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一直要求以孝治天下，没有孝心的人根本是没办法在官场立足的。而官员“丁忧”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当时的张居正是皇室的大红人，当时的士大夫们还是以其不“守孝”之事，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甚至有人大声斥责：“阁臣百僚师表，夺情不丧，何以示天下。”(《万历野获编补遗》)

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奏折如同雪片一样，飘到万历皇帝和张居正的面前，虽然铁腕的张居正不怕这样的弹劾，奏折可以留中不发，但是，让张居正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学生赵用贤、吴中行两人竟公开声称与他断绝师生关系！这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学生反对老师，几乎是大逆不道。但是这些身为读书人的学生，为了坚持儒家训教，冒着极大的风险，与老师张居正断绝“师生关系”。赵用贤、吴中行被朝廷惩罚，受了杖刑。但是，“(张)居正既没，言官攻击不已，吴中行、赵用贤等以论夺情被杖，清议予之。”(孟森《明史讲义》)——学生吴中行、赵用贤与没有遵守礼教传统的老师一刀两断，赢得了当时及后世的好评，青史留名。

封疆大吏沈葆桢对老师不敬，老师气得说“拜拜”

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载，清代的孙锵鸣曾是道光丁未年会试的同考官，按照科举惯例，后来的晚清重臣李鸿章与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弟子。李鸿章为人圆滑，他与孙老师关系很好，“执门生礼甚恭”，但是，学生沈葆桢对孙老师就不那么待见了。

光绪四年(1878年)，侍读学士孙锵鸣因事被撤职后，主讲钟山书院。当其时，学生沈葆桢正是当红的两江总督，按理说，在学生的地盘上，孙老师的日子会很好过的。但是，就是在孙锵鸣担任这钟山书院山长的时候，他气得与学生沈葆桢断绝了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