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说家王朔说，他到美国之后就变好了。王朔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他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王朔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他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这些哥们全到美国来了。王朔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他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因为，在美国犯法之后，别想“托人帮忙”。

王朔记得，小时候他们家有一些美国兵用过的勺子，上面写着“美国陆军”和“USA”。他妈妈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这东西是她带回来的。那些勺子质量非常好，都用的是非常好的钢，直到王朔女儿小的时候，他们还曾经用这些勺子。而且，他母亲也曾经给王朔讲当年和美国人打仗的事情，讲自己吃美国罐头的感觉，这就给王朔一个“美国兵吃得特好”的印象。王朔去美国半年就回来了，他是因为要在纽约出书，因此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邀请。当时他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王朔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觉得自己不配，因此王朔就到纽约把书出了，出的是英文版。至于斯坦福，他就没去。

去了美国之后王朔就决定在那里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王朔去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和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城市，就是为了走走看看，这么做其实也就是为了将来能堵人家的嘴：别人一说起哪儿哪儿，你说你去过。

在美国，王朔在纽约和洛杉矶呆的时间比较长，觉得这两个城市很不一样。

洛杉矶这个城市真的让王朔大吃一惊。在洛杉矶，除了一些特别的色情场所之外，那里一到晚上天黑了之后，什么娱乐也没有，有时候王朔去一些美国大陆城市，到了晚上八点多钟进城就找不到地方吃饭了，因为大家都睡觉了。

而且美国人非常规矩，社会上非常井井有条，执法也很严，在国内都被人骂惯了，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互相不友好，可是王朔到美国之后，觉得在那里真是好到得老对周围人说“谢谢”了。因为他在美国遇到的很多情况，是他去找人办事，人家还对他极为客气。但是王朔非常不喜欢美国人爱在路上跟陌生人打招呼这一条，因为他英语不好，他们一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样一来，似乎让他显得挺无理。

王朔作为一个外国人，在美国很有安全感。原来他觉得美国的犯罪率很高，但其实那种犯罪率不太能侵害到你，纽约的地铁让人形容成罪恶之渊，一开始王朔到美国都不敢坐地铁，老是坐出租车。后来他晚上坐了一下地铁，觉得挺好的，而且觉得自己在那里呆着，别人还挺害怕他的，可能他们把王朔当成越南人了。王朔遇到的别外一件事情更能说明问题：有一天，他在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那里独自一人行走，那里的办公区，一到晚上就没人了。王朔看见对面有一个黑人走了过来，有些心慌，但没想到他似乎也非常害怕王朔，两人隔着两个街口他就绕着走了。王朔当时正担心如果让自己绕，怕被绕丢了，想不到他先绕了。

在美国生活，王朔可以说没有遇到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如果非要解释这个现象，他只有用“理想社会”来做出说明。这个国家非常适合小市民生活，假如你不是一个有追求的人，只想过一份踏实日子，只想“我不侵犯别人，别人也别侵犯我”，那么美国是最好的地方。而且，美国社会相对来讲是最公平的，公平到有时候你都不好意思的地步。比如，王朔在那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说是加州的纳税家庭每年要负担非法移民一千多美元，比如负担他们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的开销，这事要是搁在中国，谁干？！

美国确实让人开眼界。王朔说，过去的他等于是一个井底之蛙，起码对古典的东西方艺术了解得不太充分，他在美国的那些日子里整天东看西看，主要是想受些教育，他过去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什么文化，没什么文明，起码在雕塑和绘画上是这样，但是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看了一些中国以前的东西，一下子把过去的想法打破了，那些东西和希腊的东西摆在一起比，至少不算太寒碜。

王朔说，他在美国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是一个画家或者是音乐家，他也许在创作上出现不了障碍。纽约那个地方有十几万诗人、十几万音乐家、十几万作家、十几万演员，也就是说有几十万艺术家群居在一起，之所以聚集在那里是因为那里对人没有压迫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所有东西都是可能被艺术化的。到美国之后，王朔才知道什么是精神上的彻底自由。

但王朔归根结底是一个写中文小说的，是依赖文字吃饭的，这样的人呆在美国会有点麻烦。美国的中文是一个非常杂的东西，是被台湾国语化了的中文。他倒是在那里曾经想过写一个比较长的东西，反正在那里住着也没人来打扰你。但如果看中文的东西，那里非常杂的台湾中文就会慢慢地让他的语言背景做出改变，这样，他写出来的东西让中国大陆读者看起来就有隔膜感。

王朔到美国之后因为英语不行，就去和大量的中国人接触，这些人很多都是王朔过去在国内就认识的，或者在国内有过一面之交的，其中甚至包括了王朔的一失踪了的中学同学，见了这么多人，他总的感觉是这么多年没见面，这些哥们全到美国来了。王朔认识的一些作家现在也在美国生活，王朔认为他们在美国基本上都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比如说他所认识的作家阿城，在美国为了保持自己文字的纯洁性，呆了八年也坚持不学英语。而有的作家在美国干脆就干起别的事情。在另一方面，王朔觉得中国人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变得都守法了。他认识几个在国内都是坏人的人到美国生活之后都变得非常老实。王朔一到美国，朋友就告诉他“你可千万别犯法，你在美国犯法算是倒了大霉了，会记你一辈子，到哪儿都跑不了”。都这么专门提醒他，就好像王朔在中国就是以犯法为生似的。他后来想，可能大家把每一个刚从大陆来的人都当成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了，觉得必须叮嘱一番。但是对王朔来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如果那么老实、那么循规蹈矩其实也不行，这是让王朔很畏惧的地方：在中国，一个人有时候闹得无法无天其实有助于打开思路。这个原因使得王朔不想过早地变成一个好人。

当然，王朔想他老了以后，还是要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到美国后王朔开始明白，他这样的人在美国呆着其实非常矛盾：第一，太老，四十岁年纪的人已经不可能重新开始新生活了；假如他去美国的时候是十八岁，哪怕是二十多岁，甚至可能会觉得拿中文写作都没意思。在美国也有这样的人，彻底变成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但这对他来说已经不太可能了。第二，又太年轻，如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反而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在那养老，因为美国的生活品质是有目共睹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安全，没有人来打家劫舍，人老了可以死在自己家的床上，这一点问题一定不大。

在美国的时候，王朔曾经从自己过去写的《玩的就是心跳》中摘了一些片段，想登在《花花公子》上；但是稿子后来被对方给退了，理由是“太黄色”。他们可能忌讳里面出现了一点乱伦的关系，这样王朔才知道《花花公子》这样的美国杂志，其实反映的是非常严肃的人的需要和欲望。

王朔说：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

除了王朔，其他一些从中国去美国的名人名媛、中国新贵，感受都几乎相似。刚到美国时，去买食品，光啤酒就有十几个牌子，有的牌子还分干啤、冰啤、轻啤，过去这些人习惯了没有太多选择的社会，从那时起就不得不开始做出一个又一个的选择。但在生活中，美国社会给人多一些选择的同时，也给了人多一些的责任，多一些的自信。去美国的有些中国新贵，很快就发现他们身边少了一份熟悉的羡慕，多了一份失落。于是他们随时分发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结果并不管用。于是又一掷千金，买下华屋名车，可气的是竟然连那些居斗室，开破车的美国佬也岿然不动，不肯景仰擦身而过的奔驰老总，当然更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袖口或领口的名牌。在美国，高薪、华屋、名车的群众号召力没有在中国那样大。

很多美国人身为粗工阶层，很是心满意足。当中国新贵出入豪华宾馆时，为你叫车的男孩不卑不亢，礼貌周到，你会感到他的自信。千千万万的美国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了职业，选择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活出了一份自信。

于是，让那些在本国高高在上的中国新贵们到美国，就傲气顿失。

一个访美的中国官员讲：“我在国内时别人见我就点头哈腰。可是在美国，连有些捡破烂的人腰板都挺得直直的。”

是的，当个人不能威风时，整个民族就可以威风了。

有位中国名人到美国后，发现办公室里有个维修计算器系统的老美，大学毕业，工作十年了，很平常一个人。处久了，他们每天见面时也调侃几句。一天，中国名人开劝他：“你为什么不去微软工作呢?几年下来股票上就发了。”

老美说：“我不喜欢微软，这儿好。”后来中国名人发现他有一张合影照片，他、他姐姐、姐夫、比尔盖茨。才知道他姐是早年跟比尔盖茨一起打下微软今天的功臣，现担任微软的副总裁，也是亿万身家了。一问，办公室里有人知道，却没人跟他套交情，大家把他支来支去。他不求致富，有一份淡泊的安祥。

美国很多的博士们找工作，首选是做教授。做教授可比去公司穷，还辛苦，但有更多的学术和时间自由。在一所大学助理教授，几个最大的制药公司请他去主持一个研发部门，开价是他的学校年薪的三倍，他不去，就要做教授。

最近他因为一项被美国医疗服务协会称为挑战传统的发现，而受到美国主要媒体的关心。一个本系的教授告诉他说：“我多年的研究，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能引起如此的回响。”并且还认真地给这位老兄出主意，怎么样把这事的影响扩大。在美国因为有自信，同事和朋友也乐于恭喜你的成功。

信心乃人生之本，舍本求末，难为自己，也难为他人。

有一位中国名人拿到一个大学的教授职位，高高兴兴地赴任，先租公寓房住。自己是教授，住的公寓当然不差。隔壁邻居是一家墨西哥人，每天见面都打招呼。聊天时老墨中气十足，没什么文化，但神色之间透出对生活相当满足的自信。这位中国名人想，这老墨虽没有文化，敢跟我大教授谈笑风生，想来也是生意上有成之辈。结果不然，这老墨没有工作，全靠五个小孩的政府补助过活，每人每月几百元钱，还有食品券。这位中国名人感概地讲，恐怕总统来了，这老墨也不会腿软。职务也帮助不了你去吸引自信的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片崇尚自由呼吸的土地上，当理解并尊重他人的选择，就不会试图用高薪去让一个自命清高的教授下海，用博士学位去让一个讲求实惠的蓝领汗颜，用奔驰去让一辆招摇过市的旧车愧退，用华屋去让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邻气短。

有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1997年12月11日。

美国著名的悄悄话专栏的记者辛迪．亚当，她想约克林顿总统的夫人希拉里来个单独采访。多番努力，终于搞定，希拉里同意在她出席了纽约曼哈顿大学俱乐部的一个妇女集会的讲演后，跟辛迪谈一个小时。

采访就定在曼哈顿俱乐部里。这个俱乐部有百年历史，庄重传统，古色古香。辛迪先到，在大厅等候。到了时间希拉里还没来，她坐不稳了，悄悄地把大哥大拿出来，打个电话问一下。守门的老头过来了，并说：“夫人，你在干什么?”辛迪说：“我跟克林顿夫人有个约会。”老头说：“你不可以在这个俱乐部里使用手机，请你出去。”说完后老头就走了，辛迪收起了手机。

一会儿老头又来了，看见这女人没走，还与克林顿夫人在大厅里高谈阔论，在场的有总统府的高级助理们。老头不乐意了，说：“这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你们必须离开。”希拉里说：“咱们走。”乖巧地拉上辛迪就出去了。

由此可见，权势人物的气度是制度和人民调教出来的，常常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比尔．盖茨想参加哈佛的同班聚会，被有些同学拒绝了。因为盖茨选择了中途退学，跟同学没多大关系。选择了在哈佛毕业的同学，未必都选择了向金钱屈膝。在美国，幸福是不分贫富的，自信是不依赖他人。

所以，在这样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中，中国人到美国之后几乎都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