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全会习核心确立后， 在短短半个月内就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设立监察委试点。 从监察委的试点，到医改、高校的去行政化，还有国安部的改革取向，未来会如何发展， 人们大概能看到一个方向了。

近期，胡锦涛智囊也出书陈述现实的政治理想， 并具体提出“渐进民主”的三条途径。与此同时，新一波高层人事变动后， “习家军”已占绝对优势， 为体制变革及理想施政进一步铺垫。

布署在京晋浙进行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布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试点改革。

《方案》强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域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通稿中解释了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履行反腐败职责。”

设监察委 陆媒解读为政改第一步

11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评论说，像“重大政治改革”这样的字眼，“18大以来也非常少见”。虽然这篇新闻通稿只有400多字，但透露了“重大政治改革”的未来走向。

文章解读说，首先在提法上。六中全会的公报中，首次将“监察机关”与“权力与立法机关”（人大）“行政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并提，甚至按照合理推测，未来也许会出现“一府两院一委”（政府、法院、检察院、监察委）的架构。这是一个全新的垂直条线，由权力机构人大产生。

其次，是法律需要随之修订。比如，在宪法中，其实并无“监察机关”这一概念，未来如果需要提升其位格，就面临修宪可能。又如，现行的《行政监察法》，监察的对象、手段也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所需的不完全一样。未来监察委究竟监察的对象有多广、可以获得怎样的监察手段与权力，都需要法律予以确认。

此外，在中共六中全会的公报中，过去人们熟知的“党风廉政建设”，被新的表述“党风廉洁建设”所替代，这就意味着，反腐败将不仅是政党内部的事情，更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职责与风气所在。

第四权力的确立

人们解读这个试点是要在国家管理制度上增加一个“第四权”：监察权。

现代西方国家大都采用三权分立制度，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三种不同职能的国家机关行使、互相制约和平衡。一般立法权由议会行使，行政权由总统或内阁行使，司法权由法院行使。

由于在西方有民主制度和新闻自由，媒体充当监督人，记者是“无冕之王”，因此在西方民主国家并没有监察部门。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所不同。自秦汉以来，起监察作用的御史大夫就与丞相、太尉并列称为“三公”，监察权也长期与行政并列。在民国时代“一府五院”的政体中，就有专门的“监察院”。

时事评论员石实表示，“18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度被视为宪制调整的先导信号。但最后，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未成立，国安委隶属中共中央，作为一个议事协调机构存在，并未能破局，因此吹响调整苏联式宪制号角的，不是国安委，而是监察委。”

他认为，《方案》呼应了18届六中全会公报中的一个提法：“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这是官方首次将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四者并列。而在中国《宪法》中，既无“监察机关”的提法，也没有“司法机关”的提法。

很多评论说，过去反腐主力的中纪委属党务系统，其执行的只是中共帮规或家法，并非国家司法机构，从习近平提倡的“依法治国”来看，中纪委的反腐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这使得中纪委的职能和许可权都有很大局限性。而即将成立的国家监察委，相当于中国古代朝廷设置的中央行政监察机关御史台，是正式的国家司法机构，可以让监察与反腐的运作合法化。

也有人预测，国家监察委的试点与成立，等于是把目前最重要的监察大权从中共党务系统转移到国家政府系统，这很可能是习近平为抛弃中共的一大重要铺垫。

另外，监察权的增加，意味着中纪委权力的加强，这令王岐山留任常委的迹象更加明显。

中央社报导称，中共六中全会新通过的《监督条例》及《政治生活准则》的实施效果如何，中纪委成了关键，执掌中纪委的王岐山更成为“重中之重”。习近平要是敢跳过“七上八下”，让王岐山破例续掌中纪委，习的制高点会站得更稳。

《新纪元》预测王岐山主管监察委

有关国家监察制度的确立与王岐山的留任，《新纪元》在三个月前就对此进行了预测。

在〈拿下上海帮 王岐山或出任国家监察委〉（第491期2016/08/04）一文中写道：7月14日，《学习时报》发表题为〈通过修法完善国家监察体制〉的文章，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将《行政监察法》更名为《国家监察法》。

中央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对中央所有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进行监察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由国家主席提名。

二，将检察机关的反贪局机构和审计机关并入国家监察机关；继续实行中纪委与国家监察机关合署办公，改革纪检监察领导体制，国家监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体制；扩大监察对象，实现监察全覆盖。

《新纪元》当时分析说，假如王岐山“绝对不会留任中纪委书记”，那他最可能的去处就是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监察委主任。

两个月后，《新纪元》根据局势的发展，在503期封面故事〈19大最大悬念：王岐山将任新职〉（第503期2016/10/27）中，进一步分析了习近平政治改革可能的走向。

文章中引述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的观点表示，假如王岐山真的去了监察委员会，中共能够这么重视监督，那就很像台湾实行的“五权分立”。“五权分立”即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分立，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提出的一种政治主张，是现时台湾的政治体制。

如今习近平、栗战书主管的中央办公厅，发文件在三省试点国家监察制，预计很快就会扩大到全国，并在明年19大之前推出《国家监察法》，成立国监委，并安排王岐山来领衔继续唱反腐大戏。

习高规格纪念孙中山 “振兴中华”

说来也许不是巧合：今年北京一反常态，高调纪念孙中山。

11月11日上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除张德江外访越南外，其余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

青年时期孙中山见满清腐败，遭受列强欺凌，乃立志革命，弃医从政，历经十次失败后，1911年10月终于在武昌领导起义成功，推翻清朝，并于1912年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此后开展讨袁护法、护国及北伐战争。

习近平说，孙中山有着深厚的为民情怀，一生坚持以“天下为公”为最高思想境界，致力于“除去人民的那些忧愁，替人民谋幸福”。他并强调，对孙中山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继承他的宝贵精神，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为他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

进行政治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回头再来看北京推行监察委的更深层意义。

11月10日，港媒东网的评论文章说，此次设立监察委员会，这是习当局反腐斗争开展几年来最重大的一次体制突破，原本一直被视为禁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脱敏，中共或将迎来新一波的政改浪潮。

文章说，中共建政后，建立了一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到上世纪80年代通过宪法确定一府两院架构，之后几乎没有对政治体制架构作出重大改革，尤其是胡耀邦、赵紫阳力推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左派认为是走自由化道路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就成为一个敏感词。

而这次监察委的试点，表明政改已经脱敏。

文章认为，今次试点表明习近平有更大的雄心及魄力进行体制性的创新。按照中共现行体制，政治局常委会处于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次一级是中央政治局，还有一个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再加上一系列的领导小组及委员会。这容易导致权力分散内耗，形成山头派系，加剧政治斗争。

据早前传闻，中共19大或将取消政治局常委会。很多人认为，这一猜测现在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而取消政治局常委制之后，总书记的权威将大大增强，为今后实行总统制打下基础。“一切皆有可能”。

美国之音也引述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上“习核心”的确立，习近平的集权有可能会建立一种新的政权模式，也有可能让中共在他这一代就结束了。

“总统制”取代“常委制”呼声起

中共常委制在习近平时代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常委制“加剧了权力内部的失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则认为，常委集体领导“是典型的封建主义”。

改革常委制度的一个替代方案是总统制。网上公布的“世界各国政制总览”，列出目前世界上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是42个，基本实行总统制的21个（这些国家在总统之下另设内阁首长领导内阁），两类加起来是63个。英文维基列出43个总统制国家，基本实行总统制国家16个，一共59个。

在中国一直提议修宪的体制内学者曹思源，早在2003年就说过中国应当实行总统制。在他去世之前的2014年6月，他藉海外媒体呼吁以共和国总统取代国家主席制。

据《内幕》披露，曹思源所写的〈中国需要总统制〉一文，并非什么学术文章，而是专门应习近平的智囊要求完成的一个建议性顶层设计方案。

在曹思源之后，总统制这种思路不断有人继续提出。如孙立平曾撰文说，“在现代社会中，最有效率的体制是委托及代理关系明确前提下的首长负责制”，“美国的总统制是首长制的典型”。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紧随其后

11月9日，就在官方公布设立监察委试点的第三天，官媒报导说，中办、国办转发了《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破除以药补医，建立健全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通过规范诊疗行为、降低药品和耗材费用等，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检验等价格也要降低；落实公立医院药品分类采购等。

外界分析说，《意见》表明，医院管理将逐步脱离政府直接管理，医院“去行政化”已近在眼前。

中国大陆医疗改革后买药吃“大锅饭”现象已消失，药品费用大部分由患者自己负担（法新社）

此前的8月19、20日，习当局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政治局7位常委出席。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李克强则强调要以公平可及和群众受益为目标把医改推向纵深。

为配合医改，王岐山下令抓捕了江派在医疗系统的贪官。8月23日，安徽省卫计委应急办主任罗要武涉嫌受贿罪被捕。报导称，安徽省医疗卫生系统出现腐败窝案。今年1月至3月，安徽卫生系统已有至少11人涉嫌受贿犯罪被查。

有评论说，王岐山最先清洗安徽的卫生系统，这是对现任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的明显施压，或佐证李斌出事传闻。李斌曾任安徽省长，与安徽医疗卫生系统腐败窝案之间的干系料难撇清。

李斌属江派“吉林帮”，受江泽民的提拔，还是令计划的死党。李斌也为今年香港器官移植大会站台。

10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成员调整情况的通知，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人们就没看到李斌的名字了。

教改破冰 北大欲治“六四”伤口

除了医院要“去行政化”，第二天官方关于北大改革的报导中，要求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也要“去行政化”。

11月10日据新华社报导，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北大去年开始制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从教育体系、人事体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配置体系五方面进行，目前上述改革正在推进。

林建华说，目前学校行政人员的人事改革还未开始，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包括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副系主任，其职务会跟行政级别脱开。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中。取消行政级别后，北大会采取聘用方式上岗，尽量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比如林建华是北大校长，副部级高官。类似北大的学校还有清华、复旦、浙江大学等31所高校，其副校长、副书记是厅级官员，院长是处级官员。大陆其他的本科院校校长为正厅级官员，专科学校的校长是县处级官员。

“六四事件”后，中共对学校等文化系统实行严密管控，对高校系统实行严格的阶层划分，所有公立大学的校长都由官员担任，大学管理体系则照搬官僚系统的等级制度。

有评论说，如今“六四”发源地——北京大学的上述新政，将改变这种政府严密监管学校的状况，从某种方面看，这是对“六四”后遗症的治疗，在舔“六四”伤口。

北大上述改革源自于中共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该文件要求除了涉密岗位和政策性安排之外，所有的“事业单位”人员全部实行聘用制。外界认为，这项改革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百大学校之一北京大学（大纪元资料照片）

习近平将参照CIA改组中共国安部

11月7日北京出现一批人事变动，在中央部门有国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同时换人，其中习近平的亲信陈文清新任国安部长。有消息指习近平要重整情报系统，参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来改革国安部。

习近平上台后，不断清洗江派控制的国安部。首遭清洗的是北京市国安局长梁京，其手下的北京市国安局被周永康利用，对时任中共各高级政要包括习近平等进行监视窃听，然后将资料交给周永康以此要挟打击异己。

随后，国安部副部长马建被拿下。陆媒指，马建配合大陆富商郭文贵打击商业对手，使用反间谍手段偷录时任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淫乱录像，帮助郭拿下了北京奥运会重点地段，兴建了盘古大观，马建从中收受巨额贿赂。马建落马后，郭已外逃美国。

面对江派留下的国安烂摊子，有消息称，此次习近平要参照美国CIA改革国安部，未来国安部只对外专职反间谍及收集情报，不介入内政，没有对内执法权力。

此前，中共全国人大出台《反间谍法》，取代原来的《国家安全法》，将国安部门的工作主要局限于反间谍，也许不久就会看到官方对国安委改革的正式报导。

六中全会习核心成立后，在短短半个月内就迈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从监察委的试点，到医改、高校的去行政化，还有国安部的改革取向，未来会如何发展，人们大概能看到一个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