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婆和两个儿子及孙子。（网络图片）

2016年过年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


这篇文章的作者黄灯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


黄灯的丈夫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走出农村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家里很穷。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


杨胜刚的家乡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是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1993年，杨胜刚的大哥杨敦武，去北京在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的四姐夫）的工地上做泥瓦匠。大哥身体并不好，不能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大哥和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黄灯和丈夫身上。


杨胜刚四姐夫在80年代出外做泥瓦匠，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由于政府拖欠四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他2008年破产了。之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姐一家现在住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家里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四姐夫因此躲在家，靠四姐杨定华在饭馆打工，两个女儿做导游生活。


杨胜刚大哥大嫂外出打工时，他们的两个孩子成了留守儿童，一直跟奶奶在家。家里没大人管，没有好好读书。混到初中毕业后，大哥的孩子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几年之后，他又当上了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而他的孩子又成了留守儿童。


这些年，农村中学有许多留守孩子，升学状况令人担忧。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


杨胜刚的母亲在去年过世了。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著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


黄灯写道，多年来，她和丈夫共同面对、处理很多家庭琐事，这些和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


文章说，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2013年年底，侄子畅畅和本县一女孩结婚。但女孩性格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


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


而对大哥而言，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黄灯感叹，其次是留守儿童的后果开始显现。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结婚成家。留守儿童缺爱的童年，让他们从小难以获得爱的能力，当他们长大到做父母时，这种爱的缺失，不会得以弥补。爱的荒芜的代际传递，才是真正让人担忧之处。


文章说，留守儿童的后果已经将城乡差距的鸿沟越拉越深。


再次是传统乡村结构已经失去内在坚韧扭结，经济的脆弱加速了乡风乡俗的凋零。以养老为例，尽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一直是农民的信念，但这一朴实愿望，在严酷的生存现实面前受到了极大挑战。


在婆婆生重病期间，不时有村里乡亲过来看望聊天，总是提到，农村老人得了病，总是拖着，能得到及时救治的情况很少，如果得了绝症，一般就是等死，有些老人不愿拖累子女，很多都会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儿女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长期的折磨，也会选择逐渐减少给没有自理能力病人的食物，最后活活饿死。
   
文章最后说，若不是和丈夫结婚，作为家庭中的一员，亲身经历各类无法逃脱的日常琐事，亲眼目睹各种让人无语的真相，旁观者几乎很难体验到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具体的生存和抗争中，到底要面临多少先天的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