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在《联合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诺贝尔、史密斯、凯因斯、顾志耐〉的小文，先是说诺贝尔奖设立的缘由，竟是阿弗烈‧诺贝尔(Alfred Nobel)为了赎其发明的火药被用作杀人工具之罪而出资设立，呈现的是：“无心”的好事却可能酿成巨祸。火药若用于增进人类福祉的事，当然有大贡献，但用作杀人武器却成巨灾，发明者虽无心，甚至是善意，却可能将人推向地狱。其余三人都是经济学界巨人，却也出现与诺贝尔发明火药的异曲同工后果。

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是公认的经济学始祖，其经典之作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旨在探索财富的本质及源头，而财富是要造福全人类，但“nations”一字的“s”被忽视，乃被误导为只为“某一国”追求财富，于是助长“以邻为壑”的“国家主义”之兴盛。在台湾，该书通译为《国富论》，正是反映此种误解和误导，与史密斯的原意可说相反。

凯因斯(J. M. Keynes)有“总体经济学之父”称呼，其倡议“创造有效需求”的理论，让政府掌握权力以各种政策创造有效需求解决“过剩供给”，经济不景气难题，是为一九三○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提供解药，但此政策风行全球的结果却成为酗酒、毒瘾，表现在“债留子孙”、大债时代、金钱泡沬、没有明天，这也并非凯因斯创造其理论的本意。

顾志耐(Simon Kuznets)是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民所得之父”尊称，他是在一九三○年代经济大恐慌之际，创造了“国民所得会计帐”，本意是在藉之了解一国经济的内涵，就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收支帐一样。哪知由国民所得所引发的各国“竞逐”经济成长率，强调“本国”的经济实力、经济竞争力，导致全球货币战争，经济战争，脱离各国应分工合作、互通有无的本质，和史密斯的《原富》被解为《国富论》之后果相同。

我们的未来即将被拼掉

我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警讯和忧虑，迄今的演化可说每况愈下，各国都一再应用凯因斯理论让政府拼经济、追求经济成长，竟已到“拼掉我们的未来”之不堪境地。英国经济学者黛安‧柯尔(Diane Coyle)在二○一一年出版的《The Economics of Enough》(中文译本《被卖掉的未来》)为我们作详细的描述，她质疑政府拼经济却卖掉人民的未来，将环保、公债、贫富悬殊等等当今重大课题作明确剖析，并明指“永续发展”愈来愈没希望。她不只一针见血提出警讯，还将诸种待解决的问题归结，认为要妥善处理必须想清楚三件事，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改变衡量经济的指标，而当今全球最通用的指标就是 GDP，但黛安‧柯尔明确指出，以GDP衡量经济成长却让人民“无感”，她认为症结所在是没能含括无形资产，而且以一个专章将近四十页的篇幅说明，可是，顾志耐的这个伟大发明，怎可能这样就可讲清楚说明白的，而且，过去我们用GDP来评估国家的经济力，现在的政客们却用GDP来骗取选票，人民若不能清楚明白GDP，就会被骗得团团转。虽然当前经济学教书都有专章介绍国民所得，但不容易看懂也很难教，亟需深入浅出容易看懂的书籍出现。黛安‧柯尔或许有同样的感受，乃紧接着《被卖掉的未来》再写出这本《GDP的多情篇史》，教导一般庶民弄懂GDP。

GDP的精采故事

本书由国民所得、国民经济会计的诞生下笔，以历史过程演变阶段陈述GDP的来龙去脉，分成五阶段来回顾过去，各以一章介绍，先是十八世纪到一九三○年代的战争与萧条时期，现代国民所得帐和GDP诞生;第二章讲的是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五年所谓的黄金时代GDP的面目;第三章则是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九○年代资本主义危机时期的GDP角色;第四章描述一九九五到二○○五年新典范时期的GDP;第五章则是全球金融海啸迄今GDP的面貌。黛安‧柯尔还用最后一章来展望GDP的未来。

同样的GDP，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却不相同，即使同样的意涵所涵盖的项目也不一定相同。不过，可以确定的是，GDP从一开始就不是被设计来衡量国民福祉，它是衡量一国财政收支的工具，是一种会计帐，但其帐目复杂，资料又难精确，很容易被乔来乔去，人民也很容易受唬弄。不过，即使它有诸多缺失，但GDP还是一个好的衡量工具，而且也不会被丢弃，所以任何人都应对它有所了解，以免受骗。可是它难教难懂，总体经济学被视为畏途，关键就在国民所得(GDP)难搞。

很幸运地，黛安‧柯尔的这本讲述GDP故事的新书，为我们化解了这个难题，因为它好看、好懂，让读者轻松的就能读懂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