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70年弹指一挥间，世界处于大变革时期，中国经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财政作为政府的“钱袋子”，历来都是各级政府争夺的关键资源。

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收入的划分、财政支出的划分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确定。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由高度集中的统一收支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体制、又恢复统一收支管理体制的过程。

70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经历几个阶段：

中央政府主导财权事权时期（1950-1953）。1950年，政务院（现名为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财政收支的决定》明确规定，地方财政收入要全部上缴中央财政，地方所需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财权事权集中于中央。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主导财权和事权。

地方政府承担部分事权时期（1954-1979）。1953年，开始实施财政分成制度，即实行分类分成、总额分成和增收分成，将财政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配，支出事项开始划分为中央财政支出范围和地方财政支出范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根据支出事项自行确定，中央令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财政承担必须的支出责任和当地经济负担状况来组织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财权事权进一步扩大时期（1980-1993）。国务院于1980年2月颁发了《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确定了归谁管的企业，税收收入就归谁支配；谁的基建、事业，支出就由谁安排，其事权与财权比较统一，自求平衡。

以上三个阶段可以总结为中央的财权与事权逐步下放的过程，这也导致了中央财权快速收缩，与事权无法匹配的结果。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爆发，导致在1994年出现分税制改革，各地设立了国税局和地税局。中央逐渐上收财权，事权层层下放时期（1994-2018）。

分税制的主因是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并且借而不还的事情。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打起了国有土地的主意，由此出现“土地财政”。

《中国土地年鉴1996》第60页提及，1995年，全国通过出让方式提供用地4万3403公顷，出让金总额为420亿元（人民币，下同）。

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创历史记录，达到6.5万亿元。

过去的二十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超过100倍。这影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城市规划，也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推高房价并影响社会稳定，并且增加财政和金融风险。同时让中央政府眼红不已，2018年6月15日，国税与地税合并正式启动，省级新税务机构统一挂牌。从这一天起，省一级税务机关不再分国税与地税，统一为国家税务总局各地税务局。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分家24年的税务机关重又合二为一。

在1950年，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78年增加到1132亿元；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兆元。2012年财政收入达到11兆7254亿元，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达到18兆3352亿元，这一数据相比1950年的数据，增长2950余倍！

在2017年，中国多家财经媒体发布一篇题为《中国财政的真相：25省负债，只有6省有盈余》的文章，主要内容是通过比对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税收入与支出之差，算出各地财政收支缺口（或盈余），结果表明2017年上半年25个省市财政收支存在缺口，只有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和深圳有财政盈余。

2019年7月16日，中国财政部召开2019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财政收入10兆7846亿元，同比增长3.4%。据各省份公布的上半年地方财政情况，各省份财政收支矛盾更加严重。根据“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减去“一般公共财政支出”的计算结果，上半年只有上海市有小幅财政盈余192.2亿元，其余30个省市都出现收不抵支问题，压力最大的河南、四川、湖南等省，收支缺口都在3000亿元以上。

支出过多且有些项目饱受诟病，例如，“公共安全支出”，即俗称的“维稳经费”，早在2009年，中国的“维稳经费”为5140亿元，而国防预算支出为4807亿元。到了2019年，“维稳经费”达到1兆3879亿元，仍然比国防预算支出还高（1兆1900亿元）。

在中美贸易战、经济下滑和债务等因素的作用下，财政危机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