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后期，在山西广灵县境内的壶山上，有一县官悠哉垂钓的石刻像，这是县民自发集资，在一块巨石上镌刻的，用以表示对一位县令的追思之情。这位县官，就是乾隆中期著名的循吏，广灵县百姓都呼之为“良心官”的朱休度。

朱休度(1732一1812)，字介斐，浙江秀水人。他“博闻通识，于书无所不窥，能文善诗，尤深于诗。”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中举人后，出任嵊县训导，俸满膺荐，选江西新喻知县，乾隆五十五年(1790)，调任山西广灵知县，政绩卓异。后以疾离职。

朱休度性情慈善，善于决狱。他曾对人说：“南方案，多法轻情重（情节严重），北方案，多法重情轻。稍忽之，失其情矣（指处治失当，则陷于不公正），能无慎乎？”在广灵，他前后任职七年，屡决疑狱，“民有诉曲直者，数语剖决，辄悦服去，囹圄（读灵语，牢狱）为空。”

朱休度初到广灵任上任时，正值大荒年，灾疫流行，虽经朱休度尽力安抚招徕，但人口流亡，仍然数月过半。县民刘杷子（人名）也是人口流失中的一户。他的妻子张氏留在家中，因实在挨不住饥饿，便易姓改嫁给郭添保。但过门以后，张氏怀疑郭添保居心叵测，与她结婚的目的是为了要把她母子拐卖。第二天早晨，她便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子女，手刃而死，然后自刎。

朱休度接到案情报告后，亲自赶到现场勘验，当时张氏尚未断气，她见到县令后，就双眼死盯着郭添保，嘴里只重复著一个字：“贩！贩！”但经过朱休度仔细审查，并未发现郭添保有什么蓄意贩卖人口的迹象，最后审判定案时，就只以她“自刎”结案，没有牵涉、责罚郭添保。定案后，她的前夫刘杷子才从流亡的外地归来。四邻众人对他说：“你若想知道你妻子因何而死，就问朱老爷。”刘杷子找到县衙后，朱休度就将张氏死时的情形，以及相关的调查结果，都告诉了他，刘杷子听罢，悲泣道：“是由于我回来得太晚、逃荒流亡在外才造成的，怨不得他人！”说罢，稽首而去。

朱休度虽主宰著一县的生杀大权，但他“待人以诚，人亦不忍欺，周知民情，诉曲直者，数语处分，民皆悦服。”

百姓薛石头陪妹妹看戏，他的一个熟人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的妹妹，惹得薛石头心头火起，用刀砍伤了他的左胸，不想那人竟一命呜呼了。报官后，薛石头自己承认“早欲杀之，死无恨”。既有死尸为证，凶手又已服罪，以故意杀人案断之，似乎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只要依律判处凶手死罪，结案上奏就可以了。但细心的朱休度在验伤时，却发现死者身上只有一刀，不像蓄意杀人致死，便在第二天重新提审薛石头，问道：“你怎么一刀就能置人于死地？”薛石头喃喃地说：“动刀子时，哪里会料到他一刀就死了呢？”朱休度闻此，便知薛石头“早欲杀之”的说法，并非实情，就追问道：“你既知一刀砍不死，何不再砍一刀？”薛石头说：“我见他出血不止，心里害怕到了极点，连一声呼吸都不敢出了，怎么会忍心再砍一刀呢？”

依照薛石头的这份供词，朱休度就按照过失杀人的条律判案，改判其死罪为流放，去戍守边疆。

正因为朱休度能够体恤民情，有一颗仁慈之心，在任期间，才会“囹圄为空”，得到“良心官”的美称。嘉庆元年(1796)，他引疾归乡，县人恳留不住，便在巨石上雕刻他的“壶山垂钓”像作为纪念。史载：县民朱休度回归故乡时，“百姓追送至蔚州，去后历三十年中，县人仍追思不忘。”

朱休度任官治狱，使“囹圄为空”，绝不意味着朱休度对这些不法之徒撒手不管，任其胡作非为，而是希望以诚心感化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事实证明，朱休度此举效果极佳，不但有效地预防了犯罪，还为自己赢得了“良心官”的美誉。

当然，对确实犯有重大罪过的人，治其罪是必须的，要不然还制定律令干什么？薛石头过失杀人一案，就不能仅以规劝了事，因为毕竟致人死亡，情节相当严重，定其罪为戍守边疆，则是合情合理的。

执法者要有仁慈之心，是指没必要把一些偶有过失的行为，无限上纲上线，非要置其于死地，而是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只要方法得当，措施有力，宽刑折狱，比之严刑峻法的效果，更为显著。

（出自《清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