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中的道具大批发

「包公案」的包青天，总是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

「（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明传奇《珍珠记》）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道铡刀，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著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券》，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

尚方宝剑能破丹书铁券？

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情节，绝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经常给出巡的监察御史赐尚方宝剑，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

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法律：

天子和平民共同遵守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

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场。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功臣则给铁券，封号四等。」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
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连皇帝也无法赦免死刑
宋太宗也曾经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恣横无复畏惮」，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

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奉使有指，三尺法具在，岂应刺候主意，轻重其心乎？」

他的意思是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