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号称“阎罗包老”，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人人有外号。豹子头林冲，一看就知道长相；霹雳火秦明，一看就懂得性格；小李广花荣，一看就了解才能。在宋代，不但江湖好汉爱取外号，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们，也好互取外号打趣，而且惟妙惟肖，极为传神。

针对相貌取外号，是士大夫们的拿手好戏。宋神宗年间，孙觉、孙洙同为馆阁大臣，孙觉胖乎乎，孙洙瘦精精，二人皆蓄络腮胡子，有好事者乃以他们的身体特征，呼孙觉为“大胡孙”，孙洙为“小胡孙”，一时传为笑谈。宋徽宗继位之初，曾布、韩忠彦并列为宰相，曾布极矮，韩忠彦特高，两人站立殿前与皇帝讨论大事，一矮一高如同乌龟与白鹤，形成巨大反差，同僚忍俊不禁，把他俩呼为“龟鹤宰相”。

宋朝是北方人建立的国家，朝廷上下对南方人一直不怎么待见，据说宋太祖曾定下不用南方人为宰相的规矩。尽管后来也有一些南方人出任宰相，但《宋史•奸臣传》几乎清一色的南方人，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一朝之间，经常充斥着地域歧视，北方人尤其爱取外号嘲弄南方人。比如，他们把四川人称为“川藞苴”，意为邋遢而蠢笨的人，把福建人称为“福建子”，意为奸诈而狡猾的人。司马光与吕惠卿政见不同，互不顺眼，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吵架，有时几乎动粗，宋神宗说：“相与讲是非，何至乃尔！”很不高兴。司马光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吕惠卿福建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同僚们一边看热闹，一边意犹未尽地叹息道：“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着？”从此，“福建子”成了吕惠卿的外号。



有的因才华和长处取外号，表达赞叹与钦佩之情。庆历年间，欧阳修贬职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因写作《醉翁亭记》而名声大振，人们送他雅号“醉翁”，其实，那时欧阳修才三十多岁。宋祁描写春天的词章为人称羡，一句“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妙笔点睛，他任过工部尚书，人们称他“红杏尚书”。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博闻强记，每次查阅书籍时，必对书吏说：“某事见某书某卷第几行。”书吏一查，果然不误，士大夫美其名曰“杜万卷”。

有的是性格的反映。书学博士米芾个性怪异，穿唐服，有洁癖，遇到奇石膜拜不已，人称“米癫”。有一次士大夫聚会，喝到热闹处，米芾当众问苏东坡：“世人皆以芾为癫，愿质之子瞻。”希望苏东坡这位意见领袖说句公道话，苏东坡却哈哈一笑说：“吾从众。”连苏东坡都认为这个外号贴切，“米癫”更是道路流布，妇孺皆知了。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宰相王安石忧虑于宋王朝财力的空虚和军备的衰弱，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大力推行改革变法，希望拯救宋王朝这座大厦于将倾。他在改革上大刀阔斧，在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还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态度极为固执，士大夫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叫他“拗相公”。

有的表现出立朝态度和从政风格。包拯为人刚直、铁面无私，他曾任开封知府，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当时，打官司有一个规矩，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要由小吏转呈。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疏通关节，一个官司打下来，往往赢了官司，输了铜板，得不偿失。包拯坐堂开封府，一改陋习，大开正门，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诉说冤情，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又准确把握了案情，更缩短了审理周期，一举数得。京城迅速流传民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有包大人呢！“阎罗包老”成了老百姓对包拯的爱称。



而最有趣味的外号，恐怕要算对劣政和庸官的嘲讽之作。丁谓任相，极力迎合皇帝的虚荣，每遇国家大事，必言有仙鹤飞翔于宫阙之上，大家讥笑他为“鹤相”。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上殿说“取圣旨”，皇帝批完后说“领圣旨”，下朝向其他官员传达说“得圣旨”，前后任相16年，尸位素餐，无所建明，被讥为“三旨相公”。南宋末年，贾似道因妹妹贾贵妃受宠，当上了宰相。他贪污受贿，声色犬马，不但喜欢金银财宝，还酷爱玩蟋蟀。他派专人广寻蟋蟀，有人献上他满意的，就大赏金银，破格重用。他不顾国家安危，蒙古大军围困襄樊，前线告急，他闻报后，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大玩其蟋蟀，老百姓痛恨地咒骂他“蟋蟀相公”。

对于士大夫来说，外号既是人品的反映，也是官品反映，既体现主流评价，也折射民间呼声。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的市井生活，那么，把士大夫们的外号并列一处，就是一幅清晰的政治生活图，甚或还是一部宋朝官场史，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