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会有朋友送来一箱蔬菜或水果，说是某朋友回乡务农自己种的，坚持不用农药。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们多半会加入支持的行列，虽然平常还是在传统市场或是大卖场买菜。这类小农的故事，我个人越听越多，不但没有麻痹，反而越加肯定他们的奋斗精神。或许你会认为，吃无毒食品，主要是为了养生，但我觉得，越来越多人买这些又丑又贵的菜，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支持，并对无情的市场逻辑表示无声的抗议。

这股力量可以持续多久呢？起初我也很怀疑。传统市场或大卖场里的当季蔬果是又漂亮又便宜，而且正常情形下，农药残留量都在安全范围内，有必要特别跑去农民市集买那些又丑又贵的菜吗？虽然农民市集一般并不热络，但这么多年下来，这股支持力量的确没有散去，反而有越来越流行的趋势。

如今，不少年轻人为有机小农开设电子商务系统，或是建立网络平台，协助他们打开新市场。更有餐厅和这些供货不稳定的有机小农合作，开发特色料理。这些现象，以理性和自利心为核心的市场逻辑实在无法解释，因为这些事大多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连年亏损。

市场逻辑下的农村困境

基本上，农产品属于大宗物资，其生产、运输、储存、销售具有规模经济，也就是说，量体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大农先天上比小农有利。例如，一次运送五千公斤和一次运送一百公斤比起来，每公斤运费就省下不少。不幸的是，台湾百分之九十都是小农，因此，必须靠中间商或是共同运销组织来提升产销效率。你总不能叫在中部山上种橘子的小农，自己载着货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参加拍卖吧。

在这种产销分工之下，就个别的小农而言，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提升产量和质量，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从选种、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技术上着手。但就整体的小农而言，却有一个先天上的矛盾：如果大家的产量和质量普遍提升，来个大丰收，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产地价格大跌，让农民欲哭无泪。今年3月，云林沿海地区传出“三颗高丽菜仅能换一颗卤蛋”行情，这种辛酸，外人难以体会。

当然，菜价也有飙涨的时候，例如台风过后，同样是高丽菜，一颗的零售价可以飙到二百元以上，但这个价格，小农也不是个个赚大钱，因为大多数人的高丽菜都被台风打坏了，损失惨重。谁能保证自己每次都是那个不受风灾影响的幸运儿？

除非努力晋升为农业达人，拥有特殊技术或是品种，种出广受好评而且独一无二的精致农产品；不然就是引进资本企业化经营，升级为大型农企业；否则，一般小农只能在竞争的环境中看天吃饭。

根据《联合晚报》2014年5月的一篇报导，“主计总处首度的大规模调查发现，真要务农，一个月收入根本没有22K，年轻人外流、农村凋敝，即使政府鼓励年轻漂鸟返乡种田，但反倒形成新穷小农”。

事实上，台湾农业的惨状，还可以从大学系所的名称反应出来：台大农学院更名为“生物资源暨农学院”，农业工程系更名为“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因为多数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将来务农，看到“农”这个字就恐慌，所以系所名称必须想办法“离农”才容易招到学生。

社会力量自发性介入

台湾农村在市场逻辑下努力了几十年之后，换来的是如此不堪的下场，如果任由市场力量继续主导，恐怕会进一步让农村消失：反正现在从事农业人口的平均年龄已超过六十岁，年轻人又不愿接手，几年之后干脆开发为科学园区或是盖豪华农舍出售算了，这岂不皆大欢喜？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价值自发性地介入了。社会学家博兰尼（Karl Polanyi）在《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主张，经济应该镶嵌（embedded）在社会之中，当市场行为凌驾在社会价值之上，甚至于破坏社会价值时，社会就会启动自我保护作用，让市场力量失灵。

现在，越来越多人从关怀自己的家乡、土地、小区、生态环境等出发，重新思考务农的价值，而在行为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不管是有机农业、自然农法、友善农法、还是永续农业，基本上都是回归到对土地的尊重，让作物长在自然而干净的土地上。千万不要再不择手段，只求产出效率。那除了伤害土地之外，并不会带来财富。而消费者也渐渐接受，为了支持这个社会价值，去买比较贵，卖相却比较不好的农产品。

到处开花

我还发现，一旦社会力量在某一项目介入市场之后，其它项目也会出现类似现象。我一些爱书的朋友优先选择向独立书店购买，尽管可能比较贵、交货比较慢、选择比较少。他们认为，多一些独立的小书店，是摆脱书市垄断的重要基础。更多的朋友则是非不得已绝不去超商购物，宁可选择一般早餐店或是老旧的小店。理由很简单，这些小店家的存在，代表社会存在一层安全网，容许小区居民有更多元的谋生之道。

你能容许一个只有连锁商店和大卖场的社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