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常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各项公共政策的效果”。探讨这个效果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了解该政策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第二是该政策实施有没有造成“意外的效果”。

关于政策的意外效果，笔者曾经介绍过两个台湾的例子：老农津贴与全民健保两个政策。前者的意外效果是当政府发给65岁以上老农一笔现金津贴时，会使得子女原本给予老农的私人抚养金减少。这是因为子女们可能会考虑到父母既然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补助，就不需要再给他们同样额度的抚养金了。这就是公共津贴对私人抚养产生的一种“排挤效果”（crowding-out effect）。

全民健保的意外效果就更加奇妙了。过去的经济学家发现，全民健保的实施会使得无子女的人提早退休，使得人们降低储蓄、增加消费，甚至还会降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

今天笔者为大家介绍另一个公共政策的意外效果：政府补贴对私人善款的排挤。

善心捐款有外部性

讲到外部性，抽烟往往被视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吸烟者产生的二手烟会对身边的非吸烟者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就是负的外部性。抽烟有外部性很容易理解，但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捐给慈善团体的善款也有外部性，这就比较奇怪了。

如果你想要捐款，应该会希望将钱捐给需要的人或者慈善团体。如果一个慈善团体已经得到了很多善款，你大概会觉得这个组织已经不那么需要你的捐献了，于是你的捐助动机就会降低。也就是说，一个人对某慈善团体的捐献，将会降低其它人对同一个团体的捐献，这就是善款的外部性。

政府补助排挤私人捐款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慈善团体得到一笔政府的经费补助，可能也会降低民众捐献的动机，这就是政府补助对于私人捐款产生的排挤效果。

早在1989年，美国的经济学家Bruce Kingma 就利用美国的资料研究后发现，政府给慈善团体的补助会排挤掉私人的捐款。他也发现这个排挤效果不是一比一的，也就是说一块钱的政府补贴所排挤的私人善款少于一块钱。经济学家将这种程度的排挤称为“部分排挤”（partial crowding-out），有别于“完全排挤”（complete crowding-out），也就是一比一的排挤。

是善心减少，还是募款不力？

原本学者们认为排挤效果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政府的补助让人们捐款的动机下降了，也就是善心减弱了。但James Andreoni 跟Abigail Payne 两位经济学家却发现了另一个原因。

两位学者研究美国的慈善团体，发现那些收到政府补助的慈善团体会比较不努力去募款，也就是比较会“打混摸鱼”。他们的估计显示，每收到政府1,000元的补助，平均一个慈善团体会减少265元在募款活动上的花费，也会减少雇用专业的募款人员。

换句话说，政府补助的排挤效果有两层：善心人士们可能会减少私人捐献，以及慈善团体本身也可能会怠惰。政府虽然是基于美意来补助慈善团体，但这些负面效果应该是出乎政府官员意料之外的。

有挤出去也有挤进来

不过，人的行为决策过程往往反映了各种复杂的动机与条件限制，学者们也发现到并非每一个政府补助的案例都会发生上述的排挤效果。在某些案例上，经济学家就发现政府的补助不但没有发生排挤效果，反而出现了“带动效果”（crowding-in effect），增加了私人的捐献。

Jyoti Khanna 以及Todd Sandler 两位经济学家研究英国政府对各慈善团体的补助，就发现了这样的带动效果。他们的解释是，政府如果给了某慈善团体补助，等于向大众宣告这个慈善团体的信用，这产生了一种正面的“标签效果”。同时，民间的捐款者们可能会觉得该慈善团体收了政府的钱之后，政府会对该团体施以监督，这反而使得捐款人更相信该团体的弊端会减少，于是他们的捐款不会被滥用。

John List 跟David Lucking-Reiley 两位学者则是研究另一种“标签效果”，这个效果来自于募款单位的起始资金（seed money）。他们设计了一个现场实验（field experiment）来比较以下两个募款案例哪一个更容易募款：第一个案例说募款已经完成了65%的目标，另一个则说只完成了10%。结果显示前者能够募到后者六倍的捐款，不但捐的人较多，平均的捐款额也较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捐款人比较愿意捐钱给一个比较有希望达到目标的项目。换句话说，大家比较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