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时代，觉醒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这事，我深有体会。

像我这一代人，从小喝的是狼奶，对大人和老师教给我的一切，都无条件接受。我曾经欢天喜地地带上了红领巾，转眼到了文革，说红领巾是修正主义的产物，我又将之厌恶地扔到地上，还踏上一只脚。我也曾相信，刘主席(刘少奇)是主席的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很了不起;‌‌“主席一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主席。‌‌”然而，文革起来，刘主席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我跟着大人天天喊打倒，踏上千百万只脚。从来没有想过，同一个刘少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我看《半夜鸡叫》的木偶片，痛恨电影里的周扒皮，天天学鸡叫，逼长工天不亮就起来下地锄草。同时，我们自己也天天下地锄草，非常清楚天不亮的时候，是根本没办法锄草的，因为分不清草和苗。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电影是在骗人。

但是，现实每每会逼得你想事。我是个黑五类，在学校里，经常受欺负，但是，只要我还手，老师一定说过错都是我的，而且是阶级报复。十年文革，明明大家日子过的越来越不好，周围的老乡，饭都吃不饱，但是，广播上却说，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生活在中苏边境，与苏联隔江相望，明明江那边的人家衣服穿的比我们好，而我们这边，老乡破衣烂衫，但是，广播上却一定要说，苏修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知青下乡的时候，我们中学生都要去迎接，明明他们下车就哭天抹泪，但广播上却说，他们都非常高兴，个个都是自愿报名来边疆的。

现实与宣传，反差越来越大，怀疑的念头，每每一闪而过，根本就不敢往下想。只是，怀疑念头闪多了，每每会影响心情。之所以我能闪出这样的念头，跟我平常爱看书，看了好些雨果、托尔斯泰的小说有关，人道主义的滋养，不知不觉，让我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摸到了梦醒的边缘。

1971年的9·13事件，对我这样的半大孩子，是震撼性的。伟大领袖不知哪里来的自信，居然将事件里的一件据说可以证实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的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发到了基层，让我这样的中学生也知道了内容。在听校长传达这份文件的时候，里面的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窗户纸，一捅就破，我突然发现，那里面说的居然都是实话。当我不过怀疑一闪念之际，已经有人将之说破了。那年，我14岁。这个年纪的孩子，还不知道说话的风险，更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

后来，我把我的怀疑，我对文革的看法，写信跟一个同学说了。几个月之后，这封反动书信被人告发。当时，我在我所在的中学还有点名气，学校经常把我当老师来用。学校搞文艺活动，还得靠我写对口词，快板书什么的。所以，事情暂时被压了下来。而在这个时候，我由于脚受伤，请了半年的假，回老家养伤去了。没想到，在这半年里，风云突变。上面反复辟，反对否定文革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所在中学的党总支，也有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麻烦，遭遇到上下两边的围攻。为了自保，他们把我的那封信抛了出来。于是，在我所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那个团，我这个毛孩子，一下子成了复辟的典型，进而遭到全师的批判。我刚从老家回来，就被关了起来。关我的人，不相信一个14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的背后一定有大人。尽管我死活没承认信是有人指使的(其实的确也没有任何人指使)，我的父母，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我写过这么一封信。但是，我那成分不好，又有历史问题的父亲，连带我的母亲，再一次因为他们儿子的缘故，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

其实，我那封信，充其量，不过是一点对文革的牢骚。可是，这场梦醒之后的牢骚，却差点送了我的命。当时，我真的不想活了。在一个噩梦的年月，梦醒之后，哪怕仅仅发出一点梦呓，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不仅仅是我自杀未遂，而且，后来1977年考大学，也因此此事政审不合格而遭淘汰，害得我这个几乎没学过数理化的人，在第二年不得不选择靠理工科，最后上了很差的一所大学去学我最不喜欢的农业机械。

尽管如此，回头想想，人还是要觉醒的，醒着，比总是昏睡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