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他想你怎么样?

父：他大概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后面跑……那不可能!

子：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父：现在不说了，没什么意义。

子：爸爸，像你这么说，毛泽东其实给了你机会，你听他的不就行了?他是领袖，听了他的也不算错。

父：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了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是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是天大的事!儿子，军队是一个系统，军人必须服从军令。军人讲忠诚，讲服从，千古如此，共产党也一样。不然我们怎么打那么多胜仗?我要求下级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你是军委主席，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给我一个命令，我就执行。但是，你要林彪当我的上级，你到处讲要我们听他的，你把他放在《党章》里，我能不听他的?我是军人，你对他想怎么样，你对他不满意你拿掉他，我就不听他的了。就像罗瑞卿，你让他当总参谋长，我这个军区司令员能不听他的?他搞大比武，我也得搞大比武。你拿掉他了，谁当总长我不是得听谁的?杨成武挂了一个“代”字，我不也得听他的?何况林彪?讲穿了那就是屁股上的事。不过，要我跟在江青屁股后面来搞我的上级，搞周恩来这样的老资格，我死后还不得让人千夫所指!你要让江青领导我，好啊，你下命令，下指示。

子：你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你就听他的嘛。

父：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等于就是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我最讨厌的。张春桥还是个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张春桥和江青是绑在一起的呀!你不给指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可是这种上层政治的事能够落在纸上吗?爸爸是个军人，军人搞政治，爸爸搞不来哟!

子：那后来林彪跑了……

父：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跑?他这一跑，我们讲什么还有用吗?那个“三叉戟”，机组都不带全，怕是有个机场都下不来!还有什么谋害主席，武装政变，南逃广州，这些事不像林彪的性格，我是怎么也不明白。

子：爸爸，你写点回忆录吧。

父：写那个东西干什么?

子：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父：我不写，现在发表的那些回忆录，我看了一些，好多都是瞎扯!有些仗明明不是他打的，也说是他打的。有的战役他在外围很远的地方打牵制，也要说是他指挥的。鬼话嘛!我要写出来，跟这些人讲的不一样，人家信他还是信我?不了解历史的人你讲了他也不一定相信，了解历史的人你不讲他也知道怎么一回事。对不懂的人来说，我的讲法不过是很多种讲法中的一种而已。我从不凑那个热闹。

子：比如你打的那些仗，那总可以搞清楚的呀!

父：那些仗都有作战记录、作战电报，想弄清楚很容易，一查，就可以清清楚楚。况且我现在看不到这些档案，我也讲不清楚。60年代，报纸上到处都是回忆录，回忆啊，歌颂啊，风光啊。很多人鼓励我也写个东西，我试着写了一篇《秋季攻势的序幕》，有这么一本，讲杨杖子战斗的详细过程，还拿出来征求意见。后来我想还是算了，笔墨官司，文字上容易出问题，弄不好得罪人，赶紧收回来烧了。仗打好了，胜利了，不就行了?

子：那你写写文化大革命，将来总有搞清楚的一天。

父：文化大革命?老家的话讲，叫七门八路!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讲得清楚?(黄永胜停了一下)党不让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就讲不清楚;要让你清清楚楚，你不讲也会叫人帮你写得清清楚楚。你写了，他不需要就没有用，等人家需要了发表出来，不过又是个政治需要。我们个人不写也罢!要留，我就留我在法庭上说的那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瘐病，不曾涓埃答人民。

(过一会儿)我出来参军那时候，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秋收起义时，这个军队破破烂烂;我入党时，这个党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地?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我无愧!我值了!

……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哟!

……电影《赛虎》你们看了吗?我看了很多感慨呢!说到底，狗，就是忠诚，主人有难，他不会离开主人。危险时，他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主人。最后要死了，它都不会死在主人家里……(轻声地)爸爸我，是属狗的……

1982年冬，黄永胜被诊断肝癌，住进青岛台西医院。他给儿子背《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舒云注：刚被关押时，黄永胜等人不约而同都抄了《三国演义》的这个开篇词。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说：从吴法宪处突破)。

1983年过年后，黄永胜转到青岛市人民医院，病情加重，不能下床了。有一天黄永胜对儿子说他梦到秋天，黄花、红叶，就像三湾改编时半沟都是红红的一片……黄永胜念出《西厢记》唱词：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晚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中国人把历史叫做春秋，春秋春秋，有春就有秋，有一个轮回就再有一个轮回，革命者怎么就不能想秋天了?我参加革命是在秋收起义，那就是一个秋天。秋天也打了很多仗……哎，“三国”上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71年“九一三”也是个秋天，爸爸我因秋而起，因秋而落。“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啊!一名军人病卧在床，怎么不想起秋天?还是打仗好啊!多痛快……

1971年9月13日，黄永胜61岁的生日还没有到。

“九一三”后一星期左右，邱会作带大儿子邱路光到黄永胜家。黄永胜正在办公桌前批文件，他没有抬头，一边批一边说：胖子(邱路光)，你黄伯伯我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他把邱路光支出去办了件事。邱路光回来，看见黄永胜站在“三北”防御态势图前，盯着图的某一点，久久沉默。而他的父亲邱会作坐在椅子上，凝视着黄永胜的背影。黄永胜从来就没有把毛泽东和林彪分开过，林彪怎么跑了，为什么跑，他不知道。突然黄永胜拼尽全身力气，冲着“三北”地图大喊：“他妈的，跑什么跑!”

黄永胜转过身，与邱会作久久对视。几乎同时，两位老战友放声大哭，持续了好长时间。然后两位老战友无奈地握了握手，从此告别。

“九一三”过后十天，黄吴李邱被骗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的四个点上。黄永胜自信自己没有太大的过错。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迫于专案组的压力，编造供词，承认了“两谋”。他们的“案子”越来越重，但黄永胜始终没有承认。粉碎“四人帮”后，本以为有了出头之日，没想到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升了级。

十年后，到了1981年，审判“两案”。黄永胜没有请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了三个小时。之后他被保外就医，安置青岛。

1983年，黄永胜自知时日不多，他在病床上突然哭出声来，说天津(战役)……死了好多好多人，都是战士……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呀!……打了一辈子仗……死人最多的一次……呜……呜……天津……天津……守候病床边的黄永胜儿子、儿媳看见爸爸紧闭双眼，两滴眼泪挂在眼角。老大黄春光贴着父亲耳边，说爸爸，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黄永胜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地说：“……我要求中央给我平反!……我没有反党……我……没有反主席!……”黄永胜的手动了一下，似乎想抓住什么，但又没有抓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军装……军装……”两滴眼泪颤抖着落在枕巾上。

1983年4月26日18时17分，上将黄永胜病逝于青岛市人民医院，享年73岁。家人为黄永胜换上1955年授衔时穿的呢军装，不顾青岛市公安局的严令，在军装上缝上领章，军帽上缀上五角星。然后四个儿子站在父亲面前，一齐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在场的两个六岁的孙子，也学着举起右手敬了最后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