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肺炎已在中国国内感染超过8万人，不仅让率先爆发疫情的湖北武汉深陷巨大的人道灾难之中，疫情还在不断向其他国家蔓延，已成为中共政权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国际舆论认为，这场疫情不仅打击了习近平的政治形象，同时也引爆了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台湾智库专家指出，习近平正面临国内民心、经济、政敌三股势力夹杀，若持续以义和团心态防疫，将成为反扑势力的“猎物”。

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共的隐瞒下持续扩散并迅速升级，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引发极大民愤。与此同时，外界也敏锐地发现，中共统治集团高层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又开始显现，分析中国政局的走向和政治搏杀动态的舆论也开始在海外涌现。

据台湾《自由时报》报导，新台湾国策智库咨询委员兼两岸关系组召集人曾建元日前表示，中共内部反习势力可能正藉由对武汉肺炎疫情的究责集结，而北京当局为了维持习核心政权的稳定，作出了将中共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期举行的决定。

曾建元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失控，直接威胁到中国亿万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各地方“保境安民”的需求因此变得很强烈，而且现在疫情疑似烧向北京，中共高官都人人自危。

曾建元表示，习近平若顺应时势让国际介入调查疫情，可能是扭转危局的契机；反之则会加大中国内部的矛盾，让自己成为反扑势力的“猎物”。

此前，《德国之声》曾发表一篇客座评论，直言斗争是中共的行动哲学，根据历来经验，凡重大事变都会体现出中共内部的斗争，武汉疫情也将引爆中共高层内部分歧和权斗。

文章称，高层权力斗争的任何可疑迹象，都很难逃过敏感和老道的中国人的眼睛。对他们来说，当局的人事变化，政策转场，领导人行踪，官员的表态，官媒报道乃至各种传言，都是很好的观察工具，从中大致能够猜测和感知统治集团的权力斗争程度。

该文分析指出，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在如何防控疫情的问题上，中共当局前期的反应迟钝和应对不力，已让习近平陷入被动状态，而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最初为何隐瞒疫情的问题上向“上面”甩锅，“最早撕开了高层权力斗争一幕”。

中国大陆媒体合力挖出8个被武汉警方训诫的“造谣者”其实是一群一线医生的事实，引发了全国人民愤怒，尤其“造谣者”之一的李文亮医生死于新冠病毒的感染，更一度让民怨“达到顶点”，并直接演化成针对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强烈不满。随即以“二许”（中国学人许志永、许章润）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公开发文呼吁让习下台。

针对上述情况，文章写道，“民间舆论虽然不能即刻改变当局的游戏规则和权力格局，但它代表的是民心的变化，是一种重要变量，在当下的特殊时机，一定会促使精英阶层的某种集体转变，并被党内和社会上的反习者利用，用来作为向他施压的工具。”

文章表示，在疫情防控的前中期，社会的矛头都对准了习近平，要他为疫情的惨重后果负责，习的政治形象和个人权威“严重受损”，而许多官员都处于观望状态，并随时准备着“反水”。

习近平为自救，宣布成立调查组赴武汉去调查李文亮被训诫一事，同时作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文章称，“这是习近平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最大一次政治赌注”。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冒险，反映了他在疫情应对的前中期“面对社会和党内压力的慌乱和进退失据”。

文章接着又分析指出，随着近期疫情的缓解，习近平当局开始“腾出手收拾乱局”，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其党内高层“主导权”的行动：

其一，将湖北和武汉两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以及港澳办主任免职，换上了原上海市长应勇和济南市委书记王忠林以及原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等“习氏政法人马”，接掌湖北省和武汉市一把手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的位置。

其二，通过密集举行常委、小组和政治局等会议及一系列指示，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边缘化，凸显习“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及对大局的统筹”。

其三，动用官方舆论大肆宣扬习的亲自领导、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彰显其手握的权力和权威。

其四，推迟召开全国两会，也是习重掌主导权的信号。在疫情还在扩散蔓延的时刻，若两会如期召开，习很可能要被问责，而推迟会议，等疫情被控制住后再召开，对习显然有利。

文章坦言，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普遍堕落”，而很多官员也许在“默默做着沉船弃逃的准备”，但他们都只想搭便车，不愿做第一个公开的反对者。而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还能够掌握主导权，则是仰赖于他直接掌握着国家强力部门特别是警察和军队，“如果强力部门和军队不背叛，高层要反水很困难。”

不过，文章最后也指出，“军方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也要看社会和党内的反对程度，如果最高领导人臭名昭著，人心尽失，社会和党内的不满和反抗已经公开表达，军方将领也会明白事理，顺应时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