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近日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约17万干部参加的大型电视电话会议。习近平在会议开始就中国的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这场会议上从七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们戴没戴口罩的细节，到习近平讲话的主旨用意，都招来境外媒体的解读和分析。有港媒罗列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习的“四大昏招”，指他正在陷入极权者终将面对的“塔西佗陷阱”。

当地时间2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名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的大型电视电话会议，各省区市和县设立了数千个分会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七常委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外界注意到，在中共央视的新闻报导播出的画面中，坐成一排的七位政治局常委都没有戴口罩，每人之间保持约2米的距离；而对面的几十位政治局委员和其他官员则全部毕恭毕敬地戴着口罩记笔记。

海外有舆论称，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下，谁戴口罩，谁不戴口罩，都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政治秀”，这种形式彰显了中共党内的权力秩序——不戴口罩是常委们的“特权”，而戴口罩是常委之外其他官员们的“义务”。

香港《苹果日报》则发文称，自从武汉警方在今年1月初抓捕8个“造谣者”以来，在武汉市民、医务人员共同与武汉新冠病毒进行生死搏斗期间，“塔西佗陷阱”成为了网络上的“高频词汇”之一。

这个词汇来自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一位罗马皇帝的评价，他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都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文章认为，这句话是对习近平的公信力破产“最恰如其分的论述”。

文章随后归纳了习近平在武汉疫情爆发后采取的4记“昏招”：

其一，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以避免影响中国新年的节日气氛为由，于1月7日作出了不公布疫情的决定，导致错失严控疫情的黄金时间。

其二，当疫情迅速发展成中共建政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习又多次隐身，唯一的一次露面视察疫情也不是去武汉而是在北京。

其三，当武汉不得已采取封城措施后，医疗力量、物资严重不足等问题接踵而至，显示“中共肌体自生的腐败随疫情而严重”。即使举国之力进行调配，其力量也十分有限。而当局继续在封城的情况下严厉限制社会力量的救助，结果是疫情发生源头被隐瞒，疫情公布数字造假，当局只能用舆论造假来掩盖武汉和湖北正在发生的“惨绝人寰的人道灾难”。

其四，在疫情蔓延的拐点还没有到来之际，从政治安全、政权稳定的需要出发，过早提出全国企业复工。随着监测点的撤除，交通恢复，上亿人口的流动，疫情传播必然加剧，现在连北京也“差不多属于沦陷”。

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将“党国”安危系于一身的习近平已经跳入塔西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