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山西小民的光绪三年记忆
2015-08-08


编者按:昨天《宋朝是山西人民的苦难史》说山西得天独厚,史上少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天就有@刘斌 先生关于光绪三年的沉痛记忆。盖前者纵论历史因果,取宏观趋势样本,后者小民,所忆所记,唯有亲历。宏篇巨制,细节丰富,才见斑斓。】

光绪三年——沉重的1877
文\刘斌

小时候,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不想吃饭或稍稍嫌饭不好,姥爷就自觉不自觉地嘴里嘟囔光绪三年,由是小小心灵,深深留下了灾荒年的烙印,然而是啥样的一场灾荒呢?全然不知。

稍稍一算,姥爷出生已是光绪三十年,他肯定也是听他父亲或爷爷辈讲的,如此传承的传统教育,在他心中打上深深的烙印,想来该是何等的深刻,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灾难,以致于几代人都不能忘记?!

近日浏览了几本地方志,特别留心了“光绪三年”这一儿时心灵深处的迷团,不竟让人大吃一惊,笔者不才,组织在一块,也让大家震撼震撼。

我姥姥家是武乡县的东部韩北乡小石坡村,典型的黄土山区,干旱缺水。就从武乡县的光绪三年说起。

清代武乡属沁州。

光绪元年(1875)收成就不好,光绪二年,夏收差,秋苗也被旱死,光绪三年,夏季大旱,田间看不到绿色。四月十四又降冰雹,漳河南岸的岭头至监漳,32村遭雹损失更大,小麦死尽。六至十月又无雨,秋禾全死。注意,连续三年,第一年收成不好,第二年夏收差,秋无收,第三年夏秋全无,在以秋粮为主的山西晋东南,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结果光绪三年,民食草根、树皮、谷草、饿殍遍野,死亡无数。这就是我姥爷刻骨铭心记忆中的光绪三年!

晋东南的其它地方又如何呢?且看中部平顺县“光绪二至四年连续3年干旱,光绪三年干旱导致人相食的饥荒。”短短一句,轻描淡写,但“致人相食”是真正的恐怖。

比邻是壶关县,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年,大旱,夏收无收,麦皆失种,斗米卖千六百文,人相食。

光绪四年情况仍未好转,大旱,夏无麦,秋歉收,共有饥民29245名。至光绪五年,仍计有灾民50087人。要知道光绪年间,壶关共计人口95765人,光绪四年灾民占人口总数的30%,光绪五年灾民占人口总数的52%。

晋东南的南部,晋城县,有光绪八年增修《凤台县续志》,大灾仅过去几年,绝对的第一手资料。灾害程度不说,单看人口情况,至光绪五年编查户口,泽州县(即凤台县)有户74968,口188362。盖较未荒以前,户则减二万三千余,口则减十九万八千余。也就是说,大灾过后,户减少31%,人口减少51%。死人过半,可谓旷古奇灾。遗尸遍野,俄骨盈城。或阖室之俱空,或一村之尽绝,是当时惨烈灾害的真实写照。

再看潞安府的府治长治城的情形。光绪二年,大旱,树死土焦,夏无收,秋无禾,斗米值银一两、钱千五百文。

光绪三年,持续大旱,树皮草根食尽,饿殍遍野,人相食。

光绪四年,大旱,连发灾荒,加之春夏瘟疫流行,民死十之三四,或室之俱空,或村之尽绝,地无人耕。地方士商合捐银一万三千两,给事中郭从矩(长治人)在都筹一千两,施给籽种,城设舍粥厂,就食饥民多毙于途。初施木,不久用以席代之;后不胜埋,就于东、南城外各里许,两掘其地深数丈,广数尺,标上男丛坟、女丛坟,积尸以千计,诚属奇灾。

灾害仍然未绝,光绪五年,尽管是岁大稔,但灾后竟又有豺狼为害,伤人甚多,人白昼不敢独行。鼠害异常,甚至上床咬婴儿耳鼻。并持续至光绪六年。

写至此,小生想到长治东、南城墙小时也是看到过的,城门的大致位置也知道,目下我住此地离南门尚不足里许。出东、南门里许就有“万人坑”,想想以后出城东南,或许脚下就是那“男丛坟”、“女丛坟”,恐怖的不能再恐怖了。然而现在这些地方都是繁华之地,那场灾难也鲜有人知晓,历史创伤真是那么容易被遗忘吗?

光绪三年山西遇到了特大旱灾,前后持续数年,真正旷古罕见!
那年在省城任职的长治人,御史郭从矩十二月二十日奏称:山西遭受严重旱灾,受灾极重的八十四州县灾民超过五六百万,饿死者十之五六,有全家饿死无一留者,诚自来未有之奇灾也。

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晋省报灾州县已有五十七处,饥民二百余万。十二月十日又奏称:全省被旱十分(颗粒无收)者临汾、石楼、解州、河津、绛县、霍州、灵石、赵城、徐沟、阳城、安邑、芮城、垣曲等十六州县,二千九百八十二个村庄;被旱九分者有十三县,一千一百七十一个村庄;被旱八分者三十县,四千四百九十九个村庄;被旱七分、六分、五分以下还有九县,五百五十六个村庄,合计共一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个村庄。全省成灾七十余州县,省南被灾尤酷,赤地千里,山童川竭,树死土焦。西至陕,南至豫,荒旱异常。旱情为二百余年未有。

灾荒年的民变

灾荒年引来打家劫舍的民变,这是中国的传统,光绪三年,壶关县发生乡村民众闹粮造反,有民谣《游风约闹粮 》为证:

长林有个郭贵林,独自一人把南门。
光绪三年人吃人,百姓无力交粮银。陆知县阅边来催要,百姓们聚众把他敲。
陆太爷见势不太妙,马上抡开春秋刀。
李小芳缴了他的械,他一溜烟跑到店上街。
店上财主赵丙义,饭店里藏了县太爷。
陆知县,逃了命,感谢恩人四先生。
赏了一个武秀才,落了一个坏名声。

还有,光绪三年九月,有修武县匪徒孟昭列等,纠众千余,串入东南境内,在桃源等村焚毁民舍二十余处,杀伤居民十余口。官军予以剿灭。


对灾荒的思考

光绪三年的灾害是旱灾,并且从光绪元年开始,持续发生,最长延至光绪六年。山西全省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灾害,尤以南部为重。

晋东南属农业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农谚有:捉住苗苗三分收,即看见庄稼出苗就有三分的收成,可见当地气候降雨条件,及由此带来的生存条件比较好且稳定,这里的人不愿出门、背井离乡就是一很好的佐证。往昔灾荒年山东、河南的灾民逃往晋东南比比皆是,没想遇到光绪三年。
然而这一水土丰美的上党地区却发生了十几代人都闻所未闻的旱灾,难怪我姥爷在灾后几十年听上辈讲述,传说给我们就象是亲身经历。

清政府还是赈灾的,通过漕运调拨了些粮食,但十几万石的数量,对众多灾民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实际上,不说古代的粮食生产有限,单单道路运输的困难,就无法拯救这大量的灾民。

一百三十年前的清朝光绪年间,山西农业可以说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靠天吃饭,从现有的资料分析,1918年山西的灌溉面积是383万亩,1924年达到505万亩,年增长率为4.7%,以此推算,光绪三年的1877年,灌溉面积为58万亩。灌溉面积少,抵御干旱能力就低。晋东南太行山区的浊漳河和沁河还是处女河,除有几处小的引泉灌溉工程外,几乎没有什么水利工程。

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表现在对于老天爷降雨与否束手无策,大面积的连续干旱歉收或绝收,对芸芸众生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社会来说,争取生存的动荡就会来临。

农耕社会的战争,基本上都可以从粮食的角度来解读。
曾国藩在解释太平天国兴起原因的时候,有一段分析十分精采:“ 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用抢光一地粮食的方法裹挟人流,再用扩大的人流抢光下一个地方的粮食。流寇就是这么做大的。也因此难制。”

在过去的历史书上,总是指责农民义军没有“根据地意识”。其实这是不了解农耕时代流动农民起义作战的无奈。

老百姓造反纯粹就是为了果腹,扛枪吃粮。

我们上学时所读的教科书,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说,“这种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看来纯系无稽之谈。我们简直被忽悠的如入五里云雾。

今天,科技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水利。水库、大型灌区、机电灌站奠定了农业稳产高产的基础。
今天,科技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水利。水库、大型灌区、机电灌站奠定了农业稳产高产的基础。

2011年山西省灌溉面积有1981万亩,当年实际灌溉面积1818万亩,其中机电灌站和井灌1159万亩,按当年山西人口3593万人计算,人均水浇地面积0.55亩。全省有大中小型各类水库638座,总库容57.85亿立方米,兴利库容(最大可用水量库容)22.30亿立方米。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也只有在现代建筑材料和机电设备工业的兴起才能办的到。

今天,交通运输的发达,使远在长江以南、长城以北的货物指日可达。我们似乎远离了粮食灾害的威胁,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象光绪三年前后的持续干旱如果大面积的发生,我们可能无水可蓄,更无粮可运,束手无策。

前些天有学者对我国谷物60%储备率不以为然,说是专家们觉得30%即可,因为国际通行的是16%。小生也读过几年书,也通水利,对于我国的谷物储备该是多少,我以为应该慎之又慎。

    来源: 世界晋商网 责编: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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