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个趋势，就是民间“传谣”，官方“辟谣”，而过三个月或半年后，证明民间的“传谣”是真实的，而官方“辟谣”是虚假的。

 这几年，对于网络谣言的打击一直没有停止，然而，何为批评，何为抹黑;何为求证，何为谣言，其实缺乏标准。

 不可否认，在网络的江湖上，各种利益博弈，为了政治利益、商业利益或其他利益，有人不惜通过制造谣言达到目的。然而，无论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打击谣言的过程中都需要尊重法治，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尊重言论自由这个基本准则。 

打击谣言，首先必须清楚什么是谣言。古往今来，通过造谣抹黑对手打到目的的案例不胜枚举，战争状态下的所谓“对敌宣传”也可以算作谣言。因此，在中外的各项研究中，均没有给谣言准确的、令人信服的定义。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谣言。

 什么是谣言?最为令人信服、传播最广的定义是：谣言是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

 惩治谣言，需要依法。《刑法》中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其实也适用于谣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依法治理谣言，一定要尊重人的基本权利。有人常说，阳光、空气、水和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自由包括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这一点在中国的宪法里有明文规定予以保护。

 鉴于此，对谣言的打击一定不能违反保护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网上举报官员不算谣言，因为这是否是事实，纪委、司法机关调查即可;对政府不当行为的监督不算谣言，政府为人民服务，人民也有权监督政府，这符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对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反思不算谣言，因为一个民族只有认清历史才能面对未来，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是对古人的亵渎和对今人的罪恶;发布信息不准确不能算谣言，因为民众所知有限，不能期望他们和官方一样掌握权威信息。

 现在有个趋势，就是民间“传谣”，官方“辟谣”。而过三个月或半年后，证明民间的“传谣”是真实的，而官方“辟谣”是虚假的，结果却有人因此“传谣”而锒铛入狱。这种状况其实是对言论自由的损伤，也是对官方信誉的损伤。 

谣言还是真相?实话还是假话?这些不应该靠一个命令或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下结论，而是应该通过公开，这是个最有力的方式。谣言止于公开，这是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任何对真相的掩盖都是不明智的，而及早公开就是真相战胜谣言最好的方式，而不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公开就需要多元的碰撞，这个过程会产生矛盾、纠结、抱怨，但它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结果的公正。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说，正确结论来自多元化的声音，而不是权威的选择。

 还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动辄说某种言论是谣言，意图是煽动社会不满，以此治罪，这缺乏依据。以此治理，会让国民噤若寒蝉，道路以目，整个社会失去反思的能力，也失去活力。 

言论只有在直接煽动叛乱、反抗等行为时，才构成犯罪，把合法的政治言论当做调唆煽动，是最大的不宽容。 

言论自由当然有边界，不是可以随意造谣，对此，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有如下经典判例：对言论自由作最严格的保护，也不会容忍一个人在戏院中妄呼起火，引起恐慌。禁令所禁止的一切可造成暴力后果的言论也不受保护。一切有关言论的案件，其问题在于所发表的言论在当时所处的环境及其性质下，是否能造成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产生实际祸害。

 以此说法处理网络谣言较为合适。当一个人在网上质疑雷锋被调查时，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对历史人物、历史问题的反思，这不会引发“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也不会给身边人带来危害。当然，雷锋的家人也可以告他“诽谤罪”。这就需要法官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基础上，给出公开、公正、公平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