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曾国藩曾说，社会大乱之前，必有三种前兆：

其一是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　

其二是善良的人，越来越谦虚客气；无用之人，越来越猖狂胡为。　

其三是当问题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之后，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认，不痛不痒，莫名其妙地虚应一番，没有人愿意为这艘破船补补窟窿，却权当没有看见。

实际上，曾国藩是说亡国的三步曲：

黑白不分，社会丧失了应有的净化与清算功能，就没了正义与邪恶之别，自此踏上了死亡的第一个台阶。　

由此一个社会越是小人就越猖獗，而好人就只能忍受坏人的猖獗了。由此就踏上了死亡的第二步台阶。　

当事态严重了，于是乎越是丑恶，就越容易被人所默认，有如今天的专家教授大放獗词，连允许有限腐败的狗屁话都敢讲了。

不能不说曾国藩高瞻远瞩，果不其然，在曾国藩闭上眼睛的20年后，在慈禧蹬了腿的三年后，大清王朝也终究灰飞烟灭了。

但说这话之前，曾国藩也曾与自己的幕僚讨论过大清的寿命，但这时的曾还不得要领，但其幕僚的预言却一语成谶。

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赵在1867年就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敢相信。因这时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赵文烈一语成谶，大清王庭在44年后土崩瓦解了。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

曾虽不能算位极人臣，但也算是中流砥柱，如此人物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只能以自己的闭上眼睛来对抗不能不到来的末日。

从晚清延至民国，于右任老先生在《亡国三恶因》中，出于特殊时期，说得更有些意思：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概括出一部亡国灭政的三步曲。

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国际侦探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其一是说，百姓贫穷，物价飞涨，社会呈败落之像。而老百姓为什么会贫穷？是因为“国有金，吝不与人”，财富不往普通人手里流动，国与民争利。财产归权贵私有。劳苦民众虽竭尽劳作，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两极分化严重。残民，掠民，扰民以自肥，最终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种下了亡国恶因。

其二是说，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社会道德急剧下滑。官员虽多，但不作为，忙于吃喝嫖赌，聚敛财富，使“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善恶本人兼而有之。所以于右任说“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其中的“化”、“使”两个动词很生动地说明了官员普遍贪腐、社会道德败坏原因。在社会层面上，“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社会就呈现出溃败的状态。

其三是说，财富有了贫富不均，权力有了两极分化，财产聚于权贵之家，而社会又丧失了自我更新的功能，也就有了“此哭中、彼笑中”的现象。于是乎“外人”－－列强，“窥伺”中华大地，伺机捞好处；“霄小”－－内奸，挑动拨弄，出卖国家利益。 搞金钱外交，用通商拉拢外国政要“助纣为虐”，维持其祸国殃民的统治。“侦探”渗透国外华人社区，“金钱”收买外国政要，甚至行为举止，罢免升迁，都以金钱利益为动因，用这样方法维持其统治，岂能不使社会败亡？

于右任老先生的三步曲，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三部曲，有其一，就必有其二，有其二就必有其三。作为民国的监察院长，作为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五权分立的监察院，想来于老先生，再联想到曾国藩，不能不承认，这些先贤比常人有先见之明。

惜哉，明则明矣，在历史的拐点，那历史还是驶入了左道傍门。

来源：大话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