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唐峰、曾允盈

近年层出不穷的假产品、黑心货，甚至毒食品，让人不禁质疑“向钱看”的经济运作，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而伦理、道德跟四书、五经，在讲究实用主义的今天，被视为僵化的八股，于是，“道德”与“赚钱”在现代社会里，渐渐被视为两个对立面。

然而，“不说谎”、“利他心”、“积善行”、“要谦虚”这些听起来不值钱的道理，被现代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拿来打造出两间闻名全球、名列世界五百大、从未亏损的高收益企业；他更用这些简单道理，拯救破产的日本航空，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航空公司。

中国古代富甲天下的商人，像是商圣范蠡、商祖白圭，都以“信用至上、利人为先”为经商之道。春秋末期的范蠡多次聚财又散财，因为明白物聚必散是天道，不值得留恋；战国时期的白圭认为良商要有仁德之心，才能明白取舍之道……

商圣范蠡 聚财是为了散财

春秋末期的范蠡，被称作“商圣”，他的一生以“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4句话，足以概括。《史记》中记载他“19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聚财功力惊人。

范蠡不仅会赚钱，更是仗义疏财，赚的钱多拿去施舍。他的贤德之名甚至传进齐王耳里，齐王将范蠡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认为对一个白手起家的平民百姓而言，为官到卿相而久受尊名，不是吉祥的征兆。他说：“居家则至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范蠡急流勇退，归还相印，把钱财分给朋友和乡邻后，孑然而去。

现代人看到范蠡的作为，大概会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他对钱财和权位毫不留恋？答案是范蠡明白“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

商祖白圭 商须备智、勇、仁、强

另一位经商致富，名满天下的“商人祖师爷”白圭，不以争取私利为先，更是市场行销的始祖。

白圭曾经把“经商”比喻成筹划谋略的伊尹、吕尚，和用兵打仗的孙子与吴起。白圭可说是古代最早收徒弟传授经商之道的商人，收授门徒的标准非常严格。他曾经说，良商必须具备几个特点：“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也就是说，商人要通权达变，要果断勇敢，要有仁德之心，才能明白取舍之道，还必须有耐心，懂得坚守等待。唯有兼备智、勇、仁、强，才能称作良商，才有资格投入他的门下。

白圭的经商之道是“乐观时变”，他随时都在注意农业的生产状况和市场的行情，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市场上商品太多时大量买进，等到市场需要的时候就能价高卖出，因而累积致富。

致富后白圭坚持简朴的生活，《史记》形容他：“薄饮之，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因为白圭明白吃穿节省、胼手胝足，才能开创家业。史书对白圭的记载虽然不多，他的经商思想却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时期很多徽商都保有他的遗风。

古代商道 林尚沃与乔致庸

不少古装戏剧对于“商道”精神多所着墨。韩剧《商道》讲述韩国红顶商人林尚沃从贫无立锥之地到富可敌国的故事。林尚沃生活在相当于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的韩国，为商过程不断遭到坑陷，却始终坚持正派经营，在他眼中的“商道”就是“视信用为首”之道。更戏剧化的是，林尚沃临终前身边只留下20块，其它所有财富和土地全数捐出。

清朝末年的乔致庸也是中国著名的商人。乔致庸原是儒生，跨足商界并不是自愿，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扶济天下的愿望。他的经营理念围绕着“义、信、利”3个字，先是做人以义，以诚信为本，而后从商以信，然后才是以义取利。

当时的晋商乔致庸胸怀天下，他用马车和骆驼队伍开辟出一条路，这条盐路和茶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的戈壁沙漠，经过西伯利亚直通欧洲，是继古代丝路没落之后，新兴的国际商路。乔致庸可说完成了“汇通天下”的心愿。

有一次他千里迢迢从武夷山运茶回来，每块一斤重的茶砖，他都准备了一斤一的重量，他只担心在运输过程中减少重量，卖出时会失去诚信。这种宁可自己吃亏的作法，在现代商人中不多见。山西发生大饥荒时，乔致庸更是倾家荡产救济灾民，因为他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就如现代的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一般。

《史记》如此论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句话千年来曾被多少人误读，以为天下人都是为利益而来。事实上司马迁同时引用了管仲此句：“食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唯有百姓都能衣食无缺，才会讲究礼节、注意荣辱。所以司马迁强调获利，是认为君子富有了，就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人民富有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也就是重点应该是提升生活品质后所行的“仁德”。

商人行商道，除了童叟无欺、回馈社会，更像《老子》所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不为自己累积私有财物的人，是因为明白唯有利他、为人，自己才会拥有得更多。

（节选自《看》杂志）